羅貫中三題

歐陽健

羅貫中是古代小說的一代宗師和巨匠，他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三國志演義》，以廣泛的群眾性與永久的生命力，贏得了中國小說史上的不朽地位；他首創(chuàng)的“演義”這一中國獨有的文體，更成了后世小說家遵循效法的典范。

鑒于他存留的文獻非常之少，僅有的材料又存在相當大的歧義，最要緊的莫過于根據現(xiàn)存版本的題署，首先確定他小說家的身份與應享的著作權。文學作品畢竟是作家的產兒，小說版本本身留下的印記，特別是正文卷端的題署，是確定作者情況的最重要依據。現(xiàn)存明刊《水滸傳》繁本如嘉靖本《忠義水滸傳》、袁無涯本《忠義水滸全傳》，卷端均題：“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據此，可判定施耐庵和羅貫中《水滸傳》作者的身份。題署還揭示了兩位作者的分工：施耐庵的工作是“集撰”,羅貫中的工作是“纂修”.“撰”有“聚集”、“編集”的意思，又有“著作”、“著述”的意思。魯迅先生曾說過“《水滸傳》是集合許多口傳或小本‘水滸’故事而成”[1]的話，“集撰”和“纂修”二語，極為得宜地概括了施、羅對《水滸傳》成書的貢獻，這和高儒《百川書志》所錄之《水滸傳》題“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是完全一致的。現(xiàn)存明刊《三國志演義》版本如嘉靖壬午（1522）刊本、周曰?？尽度龂就ㄋ籽萘x》等，卷端均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后學羅本貫中編次”,閩書林楊美生刊本《三國英雄志傳》，卷端題：“晉平陽侯陳壽志傳，元東原羅貫中演義”.陳壽是晉代杰出史家，《三國志》早被譽為古代良史之一。羅貫中將《三國志》“編次”、“演義”為長篇小說，他的《三國志演義》作者的身份，在題署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

以上述題署為基點，可引出關于羅貫中的三點重要判斷。

一、羅貫中的時代

楊美生刊本《三國英雄志傳》、劉榮吾刊本《三國志傳》題“元東原羅貫中演義”,均稱羅貫中為元人；熊飛館《英雄譜》本題“元東原羅貫中編次”,三馀堂本《三國英雄志傳》題“元東原羅貴志演義”,亦皆指羅貫中為元人。周曰校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后學羅本貫中編次，明書林周曰?？小?雖未標示羅貫中的朝代，實亦視其為明代以前的人。能夠證明羅貫中為元人的現(xiàn)存材料，最有份量的是《錄鬼簿續(xù)編》：

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馀年，竟不知所終。

《錄鬼簿續(xù)編》作者稱羅貫中是他的“忘年交”,他在至正甲辰（1364）之后又活了六十馀年，可見是二人中年輕的一位。他至正甲辰與羅貫中已是“復會”,表明其時至少應在二十歲以上，羅貫中則也不應小于四、五十歲。魯迅先生說：“自《續(xù)錄鬼簿》出，則羅貫中之謎，與昔所聚訟者，亦遂冰解，此豈前人憑心逞臆之所能至哉！”[2]《錄鬼簿續(xù)編》藍格抄本未題撰人姓名，亦不載序文題跋，論者因其附于賈仲明增補本《錄鬼簿》之后，遂定為賈仲明所作。張志合先生舉出五條證據，證明《錄鬼簿續(xù)編》的作者不是山東人賈仲明，而是一位長期生活在杭州的人（或者就是杭州人），羅貫中與他“復會”的地點，就在杭州，[3]這就把羅貫中的活動從時間與地點的交點上確定下來了。

能證明羅貫中為元人的材料，還有《趙寶峰先生文集》卷首《門人祭寶峰先生文》：

至正二十六年歲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二日己未，門人烏本良、鄭原殷、馮文榮、羅拱、方原、向壽、李善、烏斯道、王真、顧寧、羅本、翁旭、王桓、洪璋、徐君道、方觀、裘善緝、李恒、翁?P、岑仁、王慎、童惠、王權、高克柔、顧勛、王直、葉心、裘重、周士樞、鄭慎、茅甫生等，致祭于故寶峰先生趙公之柩曰：人生天地之中，在明此道而已。夫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有尊卑等級，忠孝信義，恭敬慈愛，亙萬古而不變于此道也。始先生與二三親朋，講明此道，上師楊文元公，有得于反觀灼然，信夫古圣之學，不外乎此，以為三代之政可行，百家之言可，挺然而立，毅然而行，時人爭竊議，且詈且排，先生不惑紛呶，自守不渝。生等耳聞面命，獲與斯學，刻骨銘心，曷為可報？常期先生道行于時，匡濟斯民，奈何一疾竟殂，莫伸己志。嗚呼痛哉，是天喪先生之道耶？先生之道已在于世耶？ 抑先生之有同德者存其然耶？嗚乎，心無死生，此先生平生之言。先生精神何往何來，何生何死。一奠告哀，惟神鑒之。

趙寶峰門人中有一位“羅本”,據葉逢春本、熊清波本、鄭少垣本、鄭云林本、熊沖宇本、周曰校本等題“羅本貫中編次”或“貫中羅本編次”,及郎瑛《七修類稿》、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馀》、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等稱羅貫中名本，字貫中，這位“羅本”很可能就是羅貫中。趙寶峰門人的名單實有兩份，除祭文所列外，黃宗羲原本、全祖望補定的《宋元學案》卷九十三還錄有一份：“陳文昭、桂彥良、烏本良、烏斯道、向壽、李善、羅拱、方原、王桓、葉心、李恒、鄭原殷、馮文榮、王真、顧寧、羅本、翁旭、洪璋、徐君道、方觀、裘善緝、翁?P、岑仁、王慎、童惠、王權、高克柔、顧勛、王直、裘重、周士樞、鄭慎、茅甫生?！眱煞菝麊稳藬怠⑴帕写涡蚨加胁煌??！端卧獙W案》以陳文昭居首位，據雍正《慈溪縣志》卷三《名宦傳》載，陳文昭：“至正甲午（1354）進士，為慈令，撫摩窮困，斥逐豪強，民被其惠?！庇止饩w《慈溪縣志》卷二十五《趙偕傳》載：“邑令陳文昭詣門請業(yè)，行弟子禮，偕以治民事宜告之，文昭是以得民心?！笨梢?，陳文昭并不是趙偕的門人，只是以縣令的身份“行弟子禮”而已，黃宗羲在近300年后將他排在門人首位，顯然是由于他的社會地位?！堕T人祭寶峰先生文》的名單，則是祭奠時排定的，內中比《宋元學案》少陳文昭、桂彥良二人，當是未曾到場之故。按照門人相互“序齒”的通例，《祭寶峰先生文》的名單顯然是按長幼順序排列的。如烏氏本良、斯道兄弟是慈溪著名人物，時稱“二烏”,《宋元學案》因記憶連及，遂將二人排在一起，祭文卻分別排在第1位和第8位，就是因為“序齒”的緣故。據鄭梁《烏斯道先生傳》，烏斯道生于延佑元年（1314）；排在第6位的向壽，據《慈溪縣志》向壽、向樸父子傳記推算，約生于至大三年（1310），較烏斯道為長，所以排在他的前面。第13位的王桓，據《慈溪縣志》載：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召見便殿，呼為“老學士”.洪武四年朱元璋已四十三歲，王桓至少應在五十歲以上。洪武十二年（1379）王桓致仕，年齡應過六十，生年當在延佑六年（1319）以前，比烏斯道要小，所以排在他的后面。有人認為第24位的高克柔是“高柔克”之誤，他就是作《琵琶記》的高明；高明大于烏斯道反排在其后，證明名單不是以長幼為序。但說高克柔是“高柔克”并無根據，因為兩份名單都作高克柔。況且按尊師的禮儀，門人對師長應一律稱名，如烏本良字性善，烏斯道字繼善，向壽字樂中，王桓字彥貞，在祭文中都一律署名，就是明證。高明，字則誠，著有《柔克齋集》；如果他也是趙偕的門人，在祭文中居然不署名，甚至不署字，卻用了一個別號，就實在太出格了。所以說高克柔就是高明，甚至說羅貫中和高則誠是“同學”,都是可以斷然否定的?！堕T人祭寶峰先生文》的價值是：它確鑿指明羅貫中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以“門人”的身份在慈溪參加了祭奠趙偕的活動；其時與至正甲辰（1364）在杭州與《錄鬼簿續(xù)編》作者復會，只隔了兩年。這就又一次把羅貫中的活動從時間和地點的交點上確定下來了。

按祭文名單之長幼順序，排在第11位的羅本，恰處在向壽（1310年生）、烏斯道（1314年生）與王桓（1319年以前生）之間，他的年齡應較向壽、烏斯道小，而較王桓為大，推斷生于延佑二年（1315），當不至有多少誤差。至正甲辰（1364），羅貫中恰為50歲，《錄鬼簿續(xù)編》的作者此后又活了60馀年，其時當在20歲左右，二人適可稱“忘年交”.從延佑二年（1315）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滅亡，羅貫中在元代整整生活了53年，稱他為“元人”是不錯的；當然，他又是由元入明的人，稱為“明人”也是對的。

至于《三國志演義》的寫作年代，柳存仁先生曾推測：“大約在至治本《平話》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羅貫中頗有可能撰寫《三國志傳》，其后遂為其他各本《三國志傳》之所宗?！盵4]從至治年間（1321-1323）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話三國志》下推40年，則為1363年，其時仍當至正二十三年，距元亡尚有5年左右的時間。通過具體版本的考證，《三國志演義》可能于明初開筆，其第十二卷的寫作，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書初稿的完成，當在洪武四年（1371）以后。[5]以《三國志演義》所涉及歷史事件的紛繁復雜及所總結的處事之道的老到峻刻，沒有廣博知識和豐富閱歷是難以勝任的。處在初步實現(xiàn)安定統(tǒng)一環(huán)境里的50多歲的羅貫中，著手撰寫這樣一部巨著，主客觀因素可以說都是具備了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有人主張《水滸傳》、《三國志演義》是明代后期的作品，他們的“文獻依據”是：現(xiàn)存最早的《水滸傳》、《三國演義》版本都出在嘉靖以后。這種見解，乍一聽去好像很“唯物”,很重視“實證”,但只要稍微追索一下，就可發(fā)現(xiàn)它是建立在如下“假設”之上的：過去刊刻的所有《水滸傳》、《三國演義》版本，全都得到了妥善保存，無一湮沒，無一損失；既然現(xiàn)在沒有嘉靖前的《水滸傳》、《三國演義》的版本，就證明《水滸傳》、《三國演義》只能成書于明代后期。--誰都明白，這種假設和推斷都是不合事理的。陳寅恪先生說：“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馀斷片，以窺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盵6]通俗小說的時代雖較先秦諸子為晚，但所受到損害可能更為嚴重。且不說歷代統(tǒng)治者對通俗小說的瘋狂禁毀，單是傳統(tǒng)的偏見就是它大量湮沒的根由。通俗小說固然受到普通讀者的歡迎，但越是暢銷的東西就越容易湮沒。對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閑書”,誰也不會鄭重地加以收藏；官私藏書樓閣一律不收平話小說，就是鐵的證明。直到二十世紀初現(xiàn)代圖書館創(chuàng)建之時，鄙棄通俗小說的狀況也不曾有絲毫改善。魯迅先生1918年8月20日致許壽裳書說：“京師圖書分館等章程，朱孝荃想早寄上。然此并庸妄人所為（錢稻孫、王丕謨），何足依據。而通俗圖書館者尤可笑，幾于不通。仆以為有權在手，便當任意作之，何必參考愚說耶？教育博物館素未究，必無以奉告。惟于通俗圖書館，則鄙意以為小說大應選擇，而科學書等，實以廣學會所出者為佳，大可購置，而世多以其教會所開而忽之矣?！盵7]名為“通俗圖書館”卻不收藏通俗小說，實不能怪主持者之“庸妄”[8],乃社會風氣使之然也。魯迅先生撰《中國小說史略》時，因看不到小說的“舊本”,惹得他1924年3月3日在此書《后記》中喟嘆道：“識力儉隘，觀覽又不周洽，不特于明清小說闕略尚多，即近時作者如魏子安、韓子云輩之名，亦緣他事相牽，未遑博訪。況小說初刻，多有序跋，可借知成書年代及其撰人，而舊本希覯，僅獲新書，賈人草率，于本文之外大率刊落，用以編錄，亦復依據寡薄，時慮訛謬。”按照“版本根據論”的邏輯，假如所有明版《三國志演義》全部湮沒（這并非危言聳聽，現(xiàn)今的狀況離此無非一步之遙），只留下最流行的“新書”毛評《第一奇書》，有人以此為“物證”,斷定《三國演義》是清人作品，你能用什么來反駁呢？

常識告訴我們，人都具有過去、現(xiàn)在、未來的觀念或感覺，這種“時間感”決不會誤差到離奇的程度。既然有那么多明人說羅貫中是元人，說明在他們的“時間感”里，羅貫中生活的時代比自己要早得多；還有一位田汝成，在《西湖游覽志馀》中甚至稱“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田汝成是嘉靖五年（1526）進士，史稱博學，諳曉前朝遺事，設若《三國志演義》真的首次在嘉靖時出現(xiàn)，田汝成讀到的就是一本就是一本從未聽說過的新書，羅貫中差不多就是他的同時代人了，他怎么會糊涂到以為是200多年前的南宋人呢？

二、羅貫中與施耐庵的關系

關于羅貫中與施耐庵的關系，近年來出現(xiàn)了某種企圖加以弱化甚至完全抹殺的傾向，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對中國小說史研究來說，也是非常危險的。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為盛行……其門人羅本亦效為《三國志演義》?！泵鞔_說羅貫中是施耐庵的“門人”.從《三國志通俗演義》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后學羅本貫中編次”的規(guī)格（陳壽非“平陽侯”而是“平陽侯相”[9],如此題署實出揄揚之心），以觀《水滸傳》“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的題署，足以證明羅貫中對施耐庵的尊重和推崇?！杜d化縣續(xù)志》載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也說羅貫中是施耐庵的門人，且謂施耐庵“生于元元貞丙申歲（1296），為至順辛未（1331）進士。曾官錢塘二載，以不合當道權貴，棄官歸里，閉門著述，追溯舊聞，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終”.施耐庵比羅貫中大19歲，他在錢塘為官（或辭官以后在杭州逗留）期間，羅貫中已屆成年，亦正活動于浙江錢塘、慈溪一帶，聞施耐庵之名而執(zhí)弟子禮，實在情理之中。

《錄鬼簿續(xù)編》說羅貫中“與人寡合”,且“遭時多故”,內涵著極其豐富的潛臺詞。王圻《稗史匯編》說他是“有志圖王者”,顧苓《塔影園集》說他曾“客霸府張士誠”,徐渭仁《徐鈉所題水滸一百單八將圖題跋》甚至說他“客偽吳，欲諷士誠，繼成一百二十回（指《水滸傳》）”,恐怕就是“與人寡合”的真正原因。須知施耐庵與張士誠也有密切關系，耐庵遺曲《秋江送別--即贈魯淵（道原）劉亮（明甫）》，提供了不少世人不知的信息。據史載，張士誠據吳之后，“東南之士，咸為之用”,楊維禎、俞思齊、陳基、王逢、高啟、魯淵等都對他抱有真誠的幻想，后來又對張氏集團的日漸驕奢感到失望。這種矛盾的心態(tài)，在《秋江送別》中有很真切的流露：“記當年邂逅相逢，玉樹蒹葭，金菊芙蓉，應也聲同。”記魯淵、劉亮與施耐庵之邂逅相逢，彼此間心緒都甚佳，當是初入張幕之時。然而曾幾何時，施耐庵卻發(fā)出了“五年隨斷梗，千里逐飄蓬”的哀嘆?！皵喙！?、“飄蓬”,原用以比喻飄流無定之狀，此處是譏刺張士誠為無本之木，無根之萍，而自己誤走一著，盲目地隨波逐流，弄得個了無結果。“千里”為概指，興化至蘇州，約近千里；“五年”則是實指。經劉冬先生考證，至正二十三年（1363）九月，魯淵因諫阻張士誠稱吳王，辭去博士之職，離開蘇州返回故鄉(xiāng)，故有“秋江送別”之舉。從至正二十三年倒數上去，則他之入張士誠幕，應在至正十八年（1358）：這就“第一次獲得了施耐庵于何時何地作何事--這樣一個具體的支撐點”[10].這個支撐點是否可靠？按顧逖《贈施耐庵》詩中，有“君自江南來問津，相逢一笑舊同寅”之句。顧逖是興化人，對剛從蘇南回到興化的施耐庵說“自江南來”,自無疑義；而顧逖為至正間進士，至正十九年至二十二年（1359-1362）任松江同知，后遷嘉興路同知，都在張士誠治下（雖然名義上是在元王朝體系下為官），恰可稱施耐庵為“同寅”.魯淵洪武九年（1376）在《岐山魯氏宗譜自序》中，追述自己參與張士誠集團的歷史，就有不少涂飾之詞，如：“任江浙儒學副提舉，丞相命也?！薄皬埵空\據吳，以禮來聘，除國子博士，聞之驚悸，是狂癇疾，或披發(fā)行歌于市，冬十月患怔怖，復患羸疾，遂解。”魯淵為什么要在歷史問題上含混掩飾？原因就在心理上的顧忌。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云：“及長，得識門人羅貫中于閩。同寓逆旅，夜間?嘀虺┨趕壬?笫攏?鋅篩榪善?擼?喚?嚶肟?弧?hellip;…去歲，其后述元（文昱之字）遷其施耐庵祖墓葬于大營焉，距白駒鎮(zhèn)可十八里，因之余得與流連四日。問其家世，諱不肯道；問其志，則又唏噓嘆惋；問其祖，與羅貫中所述略同。”情緒與魯淵是何其相似！曲中有“便此后，隔錢塘南北高峰”之句，可知施耐庵于1363年前后，在蘇州、錢塘都留下過足跡；羅貫中1364年在杭州，1366年在慈溪，他們相遇在時間地點上都毫無問題。王道生《施耐庵墓志》還說：“每成一稿，必與門人校對，以正亥魚，其得力于羅貫中者為尤多?！彼隽_貫中于閩，與福建建陽是出版業(yè)中心有關，或許就是為了書稿出版而奔走的[11].

又，施氏十六世孫施占鰲于咸豐壬子（1852）所寫《庵公生原遷籍志》，記淮安袁吉人陪他步達施耐庵的書室，及袁林甫介紹施耐庵的事跡云：“庵公書齋平屋三間，中有積土，隔有木桌凳，窗楞下間貫中寓?！笕耍ㄔ指Γ椩疲骸止端疂G傳》到七十五回，小人當道，奏主?！ブ枷?，庵公接旨，隨至金陵下獄。時庵公五四，居獄七載。獄中作《封神榜》一部。軍師劉伯溫伺至獄宅，目過其書，乃嘆矣，代奏太祖，耐庵書悠（謬）。主公準本，耐庵釋回。耐庵回此閉門作述，每一成稿，隔山門人貫中校對。時耐庵體弱，年七十五辭世?！边@份材料出自施氏后人轉抄，錯誤不少。但它至少可以證明，直到咸豐二年（1852），淮安還流傳著施耐庵與羅貫中的傳說，且能確指施、羅的住房與書齋。關于羅貫中與施耐庵之關系，此文用了“隔山門人”的提法，尤為別致，適可證明他非“及門弟子”.聯(lián)系《三國志通俗演義》卷十一《諸葛亮二氣周瑜》，敘及“拖篷船”時有夾注云：“此船極快，兩浙人呼刳子船，淮南呼艇船?！睋耍爸_貫中曾活動于兩浙及淮南一帶，故對于當地的舟船及方言頗為熟悉”[12],他來到過淮安，應是沒有疑問的。

胡應麟說，羅貫中是“效《水滸傳》為《三國志演義》”的，可見他認定《水滸傳》成于《三國志演義》之前。持同一看法的還有章學誠，《丙辰札記》說：“《演義》之最不可訓者，桃園結義，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稱兄弟。且其書似出《水滸傳》后，敘昭烈、關、張、諸葛，俱以《水滸傳》中萑苻嘯聚行徑擬之。諸葛丞相，生平以謹慎自命，卻因有祭風及制造木牛流馬等事，遂撰出無數神奇詭怪，而于昭烈未即位前，君臣僚?u之間，直似《水滸傳》中吳用軍師，何其陋耶！張桓侯，史稱其愛君子，是非不知禮者，《演義》直以擬《水滸》之李逵，則侮慢極矣?！庇腥嗽e《水滸傳》第九十回桑家瓦勾欄說《三國志》評話“關云長刮骨療毒”與嘉靖本《三國志演義》“關云長刮骨療毒”的文字差別為例，想證明《水滸傳》成書于《三國志演義》之后，乍看起來好像很科學，實際上卻是完全靠不住的。黃人《小說小話》說：“平話別有師傳秘笈，與刊行小說互有異同?！盵13]道出了小說的兩種傳播方式--瓦舍演說與書坊刊刻的異同。說書原無定本，全靠藝人的臨場發(fā)揮；不要說不同師傳的秘笈會有差別，同一藝人在不同場合說的也不會完全一致?！罢f三分”從宋元時期起，就是活在民眾口頭的文學，從總體上說應該是相當出色的，否則就不可能吸引聽眾，瞽者的“衣食”就“緣”不成了?，F(xiàn)存的《三國志平話》的“粗陋”,根子多半在記錄整理者的內在素質與工作態(tài)度，并不代表當時的真實水平?！端疂G傳》記桑家瓦勾欄所說《三國志》評話，可以相信是元末民間演說《三國》的實況記錄，并不一定要據嘉靖本《三國志演義》抄錄才行。*

可以肯定的是，明代文人都承認羅貫中協(xié)助施耐庵完成《水滸傳》，而后又獨立寫出《三國志演義》的事實。李贄《〈忠義水滸傳〉序》說：“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破大遼以泄其憤；憤南渡之茍安，則稱滅方臘以泄其憤。敢問泄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崩钯椩谶@段話中，兩稱“施羅二公”,可見在他心底里，對他們懷有多么崇敬的感情！施羅二公，猶如小說史上的雙子星座，他們的偉大成就與親密關系，在中國文學史上恐怕連“屈宋”、“元白”也難望其項背，惟“光焰萬丈長”的“李杜”,方可與之媲美。有人想抹殺施耐庵以抬高羅貫中，決非明智之舉。

三、羅貫中應享的著作權

田汝成說，羅貫中“編撰小說數十種”,黃人也說：“聞羅貫中有《十七史演義》，今惟《三國演義》流行最廣。”[14]羅貫中著有《十七史演義》，暫時雖找不到什么證據，但他是位多產的小說大家，無疑是可以肯定的。除了《水滸傳》、《三國志通俗演義》外，中國第一部長篇神怪小說《北宋三遂平妖傳》四十回本，署“宋東原羅貫中編”,乃是他完整藝術構思的結晶[15].講史小說《殘?zhí)莆宕费萘x傳》、《隋唐兩朝志傳》等，據版本題署也都是他的作品。近年來，對《殘?zhí)莆宕费萘x傳》、《隋唐兩朝志傳》是否出羅氏手筆，頗有學者提出質疑的意見。我以為，對此應采取“無罪推定”的原則，即在沒有過硬反證的情況下，還是信任版本自身的題署為好。《殘?zhí)莆宕费萘x傳》我已另有專文討論，現(xiàn)謹就《隋唐兩朝志傳》問題作一點辨證。

《隋唐兩朝志傳》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今存萬歷四十七年（1619）姑蘇書林龔紹山刊本，卷端題“東原貫中羅本編輯，西蜀升庵楊慎批評”.由于現(xiàn)存版本刊刻年代較晚，加之此書“在故事情節(jié)關目及用語方面，俱于《三國》倚賴甚深”[16],頗有學者對所題“貫中羅本編輯”持懷疑態(tài)度，甚至否定它是羅貫中的作品。

此書有林瀚《〈隋唐志傳通俗演義〉序》，對版本來源和編訂經過作了說明：“羅貫中所編《三國志》一書，行于世久矣，逸士無不觀之。而隋唐獨未有傳志，予每憾焉。前寓京師，訪有此書，求而閱之，始知實亦羅氏原本。第其間尚多闕略，因于退食之暇，遍閱隋唐諸書所載英君名將、忠臣義士，凡有關于風化者悉為編入，名曰《隋唐志傳通俗演義》。蓋欲與《三國志》并傳于世，使兩朝事實，愚夫愚婦一覽可概見耳。予既不計年勞，抄錄成帙，又恐流傳久遠，未免有魯魚亥豕之訛，茲更加訂正，付之剞劂，庶幾觀者無憾?！睂O楷第先生以為：“所載瀚序，蓋依托耳。”[17]故考定此序是否出林瀚之手，乃確認羅貫中著作權之關鍵。

據《明史》卷一百六十三本傳，林瀚（1434-1519），字亨大，號泉山，閩縣人。父元美，永樂末進士，撫州知府。瀚舉成化二年（1466）進士，授編修。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充經筵講官，稍遷國子監(jiān)祭酒，進禮部右侍郎，十三年（1500）拜南京吏部尚書。正德元年（1506）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瀚素剛方，與守備中官不合，內臣進貢道其地者，瀚每裁抑之，劉瑾恨之，二年（1507）閏正月謫浙江參政，致仕。正德五年（1510），劉瑾伏誅，復官，致仕，卒謚文安。《明史》卷九十九著錄《林瀚集》二十五卷?！丁此逄浦緜魍ㄋ籽萘x〉序》題“時正德戊辰仲春花朝后五日，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致仕前吏部尚書國子監(jiān)祭酒左春坊左諭德兼經筵日講官同修國史三山林瀚撰”.戊辰為正德三年（1508），恰在劉瑾宣示林瀚等為“奸黨”的正德二年（1507）與劉瑾伏誅的正德五年（1510）之間，故林瀚署“致仕前吏部尚書國子監(jiān)祭酒”,職銜毫無錯誤，決非隨意偽托者。孫楷第先生誤以戊辰為正德二年，故說：“二年二月，瀚方降謫被罪，似不應逕稱以兵部尚書致仕也?！盵18]

《林瀚集》二十五卷未見。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刊殘本《林文安公文集》，僅存卷十五至卷十九，其中卷十五、十六、十七為記，卷十八、十九為書簡。今閱卷十八有《復江西提學憲副蔡介夫書》，中云：“所寄新梓《歐陽行周公文集》一部，斯蓋世范、世平二莊兄弟留心數十年間，方得成之，茲又遇閣下作序，表章以傳，誠為斯文至幸。況老夫亦得以廁銜其間，尤出望外；但前序中請露賤名，以示將來，則又幸之又幸也。刊板不知今在何處，更希筆示為愛?！本硎庞小都牧忠娝囟紤椆珪?，中云：“黃姚二都運奉至《西征集》見示，請序其前。留閱詩文諸作五旬，篇篇高古奇杰，豪氣逼人，不覺老眼頓醒，嘆羨不已。顧自揣庸耄，何能以舉此筆？堅辭弗獲，遂勉撰數語，塞責不文，甚可愧也。其潤筆彩幣二端，璧歸二友。須再求臺閣鉅公序之，必如序韓文得李漢，序《鄒忠公集》得李忠定，則見素斯集益崇重于天下后世無疑矣。”這些書簡，可見林瀚對于整理刊行文集的熱心，與為人作序的認真態(tài)度，這與《〈隋唐志傳通俗演義〉序》中“若予之所好在文字，固非博弈技藝之比，后之君子能體予此意，以是編為正史之補，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蓋予之至愿也夫”是一致的。而他在正德年間將此書付之剞劂，主客觀條件也都是具備的。

林氏門第之盛，甲于三山。據《明史》、《福州府志》載，林瀚次子林庭[木+昂],弘治十二年（1499）進士，擢右副都御史，歷工部右侍郎，拜尚書，加太子太保；三子林庭杓，以蔭入學，曾任慶遠知府九年，將赴吏部，卒于途；季子林庭機，嘉靖十四年（1535）進士，擢南京祭酒，累遷至工部尚書。庭?子林炫，正德九年（1514）進士，授禮部主事，嘉靖初以議大禮忤執(zhí)政，家居，后起官至通政司參議；庭機長子林[火+廉],嘉靖二十六（1547）進士，遷國子祭酒，萬歷元年（1573）進工部尚書，改禮部；庭機次子林烴，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授戶部主事，終南京工部尚書致仕。林氏三世五尚書，皆內行修潔，為時所稱；林瀚、林庭機、林[火+廉]三世為祭酒，亦為前此所未有。據《福州府志》卷七十二《藝文志》，林庭[木+昂]有《康懿公文集》十卷，林廷機有《世報堂稿》十二卷，林炫有《芻蕘馀論》，林[火+廉]有《學士集》十六卷，林烴有《覆瓿集》八卷，林炫子林世璧有《彤云集》、《小窗紀聞》。其中，林炫的《芻蕘馀論》和林世璧的《小窗紀聞》，都歸在“說家類”.《福州府志》卷六十《文苑》有《林世璧傳》：“少有俊才，為詩歌古文詞，豪宕俊爽。嗜飲，每酣起舞微吟，則家僮儲筆硯以俟，少選，數十紙立就。天才蹀躞，時有不經人道語，苦思者不及也。著有《彤云集》六卷?？蛦柺黎担汉日l可與談詩者？世璧瞠視良久，曰：‘獨郭稚源可耳?！稍?，古田郭文涓也，以貢舉應天鄉(xiāng)試，官保定同知者，著有《享帚集》?！比f歷四十七年（1619）龔紹山刊行此書時，林家一門依然興盛，書賈當不敢冒其先人之名以作偽。

第一百回“李太白立掃番書”、第一百一回“華陰李白倒騎騾”,與第百十九回“韓文公上佛骨表”、第百二十回“韓文公雪擁藍關”,以較大篇幅插敘了唐代兩大文豪李白與韓愈的故事，亦為長篇講史文體之一大創(chuàng)舉。關于李白的出身，此書敘翰林學士賀內干奏曰：“先因綿竹縣令賀知章家一使女名曰秀春，嘗在錦江洗菜，忽然跳一鯉魚入籃，其女取魚歸家食之，因而有孕。后生一子，容貌希奇，身體端嚴，知章異之，取名李白?！睂⒗畎捉涃R知章（659-744）推薦供奉翰林，說成是別一翰林學士“賀內干”所薦；又不取《新唐書》卷二百二“文藝中”:“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的傳說，而曰賀知章使女秀春錦江洗菜，鯉魚入籃，食而有孕以生李白，也都顯出早期話本的印記。關于草答番書一事，唐劉全白貞元六年（790）撰《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云：“君名白，廣漢人。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唐范傳正元和十二年（817）撰《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云：“公名白，字太白。天寶初，召見于金鸞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番書》，辯如懸河，筆不停輟。玄宗嘉之，以寶床方丈賜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后患，惜而遂之?！盵19]當系實事?！端逄苾沙緜鳌蜂浧醯し瑫唬?br />
朕思契丹國居邊夷，天寒地涼之鄉(xiāng)，萬物希生之地。近聞中華禮樂之邦，冬暖夏涼，春花秋月，奢華富貴。此是苦樂不同，朕情不滿。自古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為此遣使赍書，早達中華。若存國禮，罷戰(zhàn)停征，欲持雄兵百萬，勇將千員，隨駕來游南國，賞?中華。御林池權將飲馬，上林苑暫借屯兵。坐內殿朕歇欲息，瓊林庫借賞三軍。如若肯否，早與回文；倘若不從，速達見報，選日興兵，來征唐國，取中原四百軍州，改為番家一統(tǒng)，天下始平，此是朕之愿也。草草不宣。上啟南朝唐玄宗御前開拆。

而李白答番書謂：

朕坐中華，遙聞北國俱是邊夷草木之鄉(xiāng)，江湖水澤之里，多生禽獸，少長人倫。危弱凍寒之地，粒谷不熟之邦，普受饑寒之處。總有強將謀兵，徒來受荷俸祿。朕知怯弱，常存慈含之心。你不思國貧命薄，卻欲孽我中華，豈不羞哉？危王敢出胡言，急惱大唐圣主。番書到日，文武才觀，如薪赴火，怒若平地興雷。使卒來時，便欲挫為禽獸。奈緣說要回言，權行免罪。本朝天子封疆廣遠，五谷豐盈，臣僚祿重。食餐珍味之饈，體褂錦袍之彩。文官八百，人人安邦定國之楨；武將三千，個個擎天跨海之勇。兵如萬頃洪波，普守乾坤，堅如鐵壁；將似一天星斗，皆護宇宙，固以銅城。天下教場中，兵卒渾如螻蟻眾多，勢能克倒太山。戰(zhàn)將千千，個個威如猛虎；勇兵萬萬，人人勢似蛟龍。四海諸邦拱手，八方萬國皈依。朕思邦主土弱，權息來征，焉敢無端，到來相犯 。微微狗子，焉敢與猛虎爭強；小小蛇兒，怎敢共蒼龍斗勝。早來拜伏歸降，恕免血光之難。如言不順，則便舉兵，剿滅番家，片甲不留，?i草除根，萌芽不發(fā)，的不虛示。

《警世通言》卷九“李謫仙醉草嚇蠻書”則說“李白乃西梁武昭興圣皇帝李?九世孫，西川錦州人也，其母夢長庚人懷而生”,遵從《新唐書》的記載，糾正了此書的說法。其番書云：

渤海國大可毒書達唐朝官家。自你占了高麗，與俺國逼近，邊兵屢屢侵犯 吾界，想出自官家之意。俺如今不可耐者，差官來講和，可將高麗一百七十六城，讓與俺國，俺有好物事相送：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鼓，扶馀之鹿，?燭≈?梗?時鮒?恚?種葜?啵?劂?又?輳?哦賈?睿?鐘沃?媯?愎偌葉加蟹幀Ｈ艋共豢希?稱鴇?簇松保?銥茨羌沂ぐ埽?br />
嚇蠻書云：

大唐開元皇帝詔諭渤?？啥荆鹤晕羰巡粩常啐埐欢?。本朝應運開天，撫有四海，將勇卒精，甲堅兵銳。頡利背盟而被擒，弄贊鑄鵝而納誓；新羅奏織錦之頌，天竺致能言之鳥，波斯獻捕鼠之蛇，拂?進曳馬之狗；白鸚鵡來自訶陵，夜光珠貢于林邑；骨利干有名馬之納，泥婆羅有良酢之獻。無非畏威懷德，買靜求安。高麗拒命，天討再加，傳世九百，一朝殄滅，豈非逆天之咎徵，衡大之明鑒與！況爾海外小邦，高麗附國，比之中國，不過一郡，士馬芻糧，萬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鵝驕不遜，天兵一下，千里流血，君同頡利之俘，國為高麗之續(xù)。方今圣度汪洋，恕爾狂悖，急宜悔禍，勤修歲事，毋取誅戮，為四夷笑。爾其三思哉！故諭。

《警世通言》均將“契丹國”改為“渤海國”,文字亦復不同。按吳敬所編輯《國色天香》卷三《快睹爭先·番書》、《快睹爭先·嚇蠻書》，所錄都與《隋唐兩朝志傳》文本相近，中有少量異文，如《番書》首句改為“朕思此國僻遠邊夷，山無草木，乃百物希生之所；近聞南朝居處中華，地饒稼穡，是萬民樂業(yè)之邦”,其馀“冬暖夏涼，春花秋月”、“自古天無二日，民無二主”、“隨駕來游南國，賞?中華。御林池權將飲馬，上林苑暫借屯兵”等，皆無二致。《嚇蠻書》開首則于“朕坐中華”前增寫：“巍巍唐世，蕩蕩中原。神堯高祖，創(chuàng)業(yè)洪基；文武太宗，建成大業(yè)；高宗大孝，武后芳名；中宗以忠孝而為君，睿宗以恭儉而為主。方今上號明皇皇帝，坐鎮(zhèn)中華?！睂⒌谝蝗朔Q的“朕”,改為“方今上號明皇皇帝”,已非代言之體。又在“文官八百”、“武將三千”句前，增寫“論文，注孔孟之遺書；講武，談孫吳之妙略”;在結末“?i草除根，的不虛示”之上，增寫“生擒虜寇，頸系馬援之銅柱；活捉蠻王，不比武侯之縱放”,在在表明系據《隋唐兩朝志傳》文本改寫?！毒劳ㄑ浴烦捎谔靻⑺哪辏?624），現(xiàn)存《國色天香》刊于萬歷二十五年（1597），則不可能據《警世通言》改寫，其所本顯為《隋唐兩朝志傳》。

本書于楊國忠、高力士磨墨脫靴事，僅言李白奏曰：“近來楊國忠、高力士二人，國之大臣，皆抱大才，監(jiān)臨試場，曾把小臣文卷批落不用，搶出場門。今日回書，合與小臣捧硯磨墨，穿靴脫靴。如有不從，臣寧死于闕下，誓不回書?！奔啊毒劳ㄑ浴罚綄憲顕乙娋碜由嫌欣畎酌?，也不看文字，亂筆涂抹道：“這樣書生，只好與我磨墨?！备吡κ康溃骸澳ツ膊恢?，只好與我著襪脫靴?！焙攘顚⒗畎淄茡尦鋈ァ＠畎自箽鉀_天，立誓：“久后吾若得志，定教楊國忠磨墨，高力士與我脫靴，方才滿愿?！惫适戮颓鄱嗔?。《隋唐兩朝志傳》之未將文章做足，恰證明其為草創(chuàng)階段之作品耳。

羅貫中既著有《隋唐兩朝志傳》，故后來之隋唐系列小說，毋寧是對羅著的重編或改作?！缎驴瘏⒉墒疯b唐書志傳通俗演義》，一名《秦王演義唐國志傳》，八卷九十節(jié)，署“金陵薛居士的本，鰲峰熊鐘谷編集”;《唐國志傳》八卷，題“紅雪山人余應鰲編次，潭陽書林三臺館梓行”;《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題評》八十九節(jié)，題“姑孰陳氏尺蠖齋評釋，繡谷唐氏世德堂校定”;《唐傳演義》八卷九十節(jié)，內封題“隋唐演義”,右上曰“徐文長先生評”,左下曰“書林舒載陽梓”.書名雖異，實為一書。關于《隋唐兩朝志傳》與《唐書志傳》的關系，自孫楷第先生起，多以為是《隋唐兩朝志傳》以《唐書志傳》為底本擴充而成，故爾還產生了林瀚之序的“偽托”問題。其實，熊鐘谷輩恰是好為印制簡本之建陽書賈，而《唐書志傳》實為《隋唐兩朝志傳》之刪節(jié)本。根據如下：

1、隋朝享國甚短，隋之“廢”乃唐之“興”,二者密不可分?！端逄苾沙緜鳌返谝换亍芭d宮室翦彩為花”、第二回“隋煬帝游幸江都”,首寫隋煬帝之腐敗，馴致天下大亂， 竇建德、楊玄感、翟讓、李密相繼兵起，方得引出李淵之起事?！短茣緜鳌穼⑵湟桓艅h去，遂使第一節(jié)“會李密反，劉文靜與密連婚，被系獄中”,顯得沒有因由；

2、《唐書志傳》卷首曰：“鐘谷子《述古風》一篇，單揭唐創(chuàng)立之有由”,其辭曰：“天下紛紛隋煬帝，中原休訝草離離。朝堂政事棄不理，唯教酒色行相隨。筑苑經營極奢侈，蒼生費用如崩夷。動馬興兵好侵侮，構仇招禍惹災虞。經年卒歲無休息，兵疲民困國空虛。連郡盜賊如蜂起，繁華宮室一朝隳?！边@篇《述古風》，《隋唐兩朝志傳》亦有之，題曰《敘述》；紅雪山人余應鰲編次的《唐國志傳》亦有之，但無“鐘谷子《述古風》一篇，單揭唐創(chuàng)立之有由”字樣，分明是熊鐘谷將他人之詩冒為己作，“天下紛紛隋煬帝”數語，正好暴露了他刪削《隋唐兩朝志傳》開頭數回的伎倆；

3、《唐書志傳》切取《隋唐兩朝志傳》第九回“文靜世民議大事”為第一節(jié)，開首即曰：“太宗文武大圣大廣孝皇帝，姓李諱世民，高祖次子也。初，唐公李淵娶于神武肅公竇毅，生四子：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臨汾王柴紹?！边B《隋唐兩朝志傳》原文之“李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也，其祖李虎，仕魏有功，封唐國公。父?，襲封其爵，生淵于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亦襲封唐公”亦一并刪去，述唐史而不以高祖三代發(fā)端，甚悖史傳之體；

4、此書既名《唐書志傳》，則應是唐朝的全史演義，卻匆匆收束于第九十節(jié)“唐太宗坐享太平”,時僅為貞觀十九年（645），連作序的李大年也批評它“全文有欠，歷年實跡未克顯明其事實，致善觀是書者見哂焉”.

林瀚說，他在京師訪得羅氏“尚多闕略”之原本，后遍閱隋唐諸書所載，“凡有關于風化者，悉為編入”,故此書雖為羅貫中原本，其中無疑有林瀚纂輯的份額。如細分一下，則“有關于風化”的內容，似應為林瀚所加；而富有稗官氣息的，則當是羅氏的原本舊貌。萬歷刊本又題“西蜀升庵楊慎批評”,正德三年（1508）林瀚作序之時，楊慎（1488-1559）年方二十，故所批評者當為林氏之翻刻本。褚人獲康熙三十四年（1695）《〈隋唐演義〉序》云：“《隋唐志傳》創(chuàng)自羅氏，纂輯于林氏，可謂善矣。”《四雪草堂重編〈隋唐演義〉發(fā)凡》亦云：“《隋唐演義》原本出自宋羅貫中。明正德中，三山林太史亨大復加纂緝授梓，行世已久?！彼暂^近事實。

注：

[1]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五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下）》。

[2]魯迅：《小說舊聞鈔·再版前言》。

[3]張志合：《羅貫中籍貫生平考異》，《許昌師專學報》1990年第1期。

[4]柳存仁：《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zhèn)涡再|》，《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第8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歐陽健：《〈三國志演義〉成書年代探考》，《明清小說新考》第110頁，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2年版。

[6]陳寅?。骸督鹈黟^叢稿》二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

[7]《魯迅書信集》第18頁。

[8] 據陳玉堂：《中國近現(xiàn)代人物名號大辭典》，錢稻孫（1887-1962），浙江吳興人，早年留學日本，后畢業(yè)于羅馬大學，1912年任教育部主事，后兼任京師圖書分館主任，歷任北京圖書館輿圖部主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兼圖書館長等。

[9]劉世德：《羅貫中籍貫考辨》，《〈三國演義〉與羅貫中》第29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0]劉冬：《笑煞雕龍·愧煞雕蟲--施耐庵遺曲〈秋江送別〉三讀》，《施耐庵探考》第76-77頁，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

[11]劉冬：《施耐庵探考》第37頁。

[12]章培恒、馬美信： 《三國志通俗演義》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3]《黃人集》第315-317頁，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14]《黃人集》第309頁。

[15]歐陽?。骸度炱窖齻鳌吩究急?，《中華文史論叢》 1985年第3輯。

[16]柳存仁：《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zhèn)涡再|》，《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第9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7]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第4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881年版。

[18]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第38頁。

[19]孫楷第：《小說旁證》第11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

[20]孟繁仁：《羅貫中試論》，《三國演義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1]孟繁仁、郭維忠：《太原〈羅氏家譜〉與羅貫中》，《文學遺產》1988年第3期。

*茲將二書的文字附錄于后，以供比較：

《水滸傳》第九十回，敘燕青和李逵到開封城桑家瓦勾欄聽說《三國志》評話，正說到關云長刮骨療毒：

當時有云長左臂中箭，箭毒入骨。醫(yī)人華陀道：“若要此疾毒消，可立一銅柱，上置鐵環(huán)，將臂膊穿將過去，用索拴牢，割開皮肉，去骨三分，除卻箭毒，卻用油線縫攏，外用敷藥貼了，內用長托之劑，不過半月，可以平復如初。因此極難治療。”關公大笑道：“大丈夫死生不懼，何況只手？不用銅柱鐵環(huán)，只此便割何妨！”隨即叫取棋盤，與客弈棋，伸起左臂，命華陀刮骨取毒，面不改色，對客談笑自若。

嘉靖本《三國志演義》卷之十五“關云長刮骨療毒”:

……陀曰：“當于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環(huán)，請君侯將臂穿于環(huán)中，以繩系之，然后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利之器割開皮肉，直至于骨，刮去藥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自然無事。但恐君侯懼耳?！惫υ唬骸叭绱巳菀祝斡弥h(huán)？”令設酒席相待。公飲數杯酒畢，一面與馬良弈棋，伸臂令陀割之。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惫唬骸叭旮睿嶝M比世間之俗子耶？任汝醫(yī)治！”陀下刀割開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之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弈棋。

原載：《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