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2]，然其前后相應(yīng)，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段宕钒仓卣d傳》總揭數(shù)義于前，而次第分疏于后[3]，中間又凡舉四事，后乃詳書之[4]。此書、疏、諭、策體，記事之文，古無是也。

《史記》伯夷、孟、荀、屈原傳，議論與敘事相間，蓋四君子之傳[5]，以道德節(jié)義，而事跡則無可列者。若據(jù)事直書，則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術(shù)所運(yùn)，足以興起乎百世者，轉(zhuǎn)隱而不著。故于伯夷傳嘆天道之難知[6]，于孟、荀傳見仁義之充塞[7]，于屈原傳感忠賢之蔽壅[8]，而陰以寓己之悲憤。其他本紀(jì)、世家、列傳有事跡可編者，未嘗有是也。重誨傳乃雜以論斷語。夫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歐公最為得《史記》法，然猶未詳其義而漫效焉，后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誤邪？

注釋：

[1]五代史：指歐陽修所修撰的《新五代史》。安重誨：五代后唐大臣，明宗時(shí)任兵部尚書等職。[2]脈：指文章的脈絡(luò)線索。[3]分疏：分別闡述?！段宕钒仓卣d傳》先總說安重誨“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dú)見之慮，禍釁所生，至于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比缓蠓謩e以事例說明這幾個(gè)方面。[4]“中間”二句：《五代史安重誨傳》在中間舉出安重誨的四次過失“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之臣；徒陷彥溫于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yán)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比缓蠓謩e詳述這四件事。方苞認(rèn)為這樣寫不合于史傳的義法。[5]傳（chuán船）：流芳后世。[6]“故于伯夷傳”旬：《史記伯夷列傳》對(duì)伯夷事跡的叔述極為簡(jiǎn)略，而前后卻有大段議論。在敘述伯夷“餓死于首陽山”后，司馬遷有一段議論天道難知的話：“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行如此而餓死?！嗌趸笱伞Ｌ人^天道，是邪？非邪？”[7]“于孟、荀傳”句：《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第一段議論：“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慨嘆戰(zhàn)國之世好言利而不言仁義。按“仁義充塞”一語見于《孟子•滕文公下》，意為仁義的道路被阻塞。[8]“于屈原傳”句：《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論屈原之所以著《離騷》：“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BR>
此文中心，仍是談“義法”問題。文中首先論《左傳》、《史記》“義法”之精，指出為文應(yīng)文氣貫通，前后照應(yīng)，富于變化，不主一道。接著批評(píng)歐陽修所作《五代史安重誨傳》議論與敘事相間，不合記事文體的“義法”，認(rèn)為傳記文只有在可記之事甚少時(shí)才允許敘議相間。史傳文大多通篇敘事，只在敘事完畢后，才附以論贊，但歐陽修所用敘議相間的寫法，未必不可備一格。方苞的批評(píng)，未免有點(diǎn)絕對(duì)化，且與篇首所說“不主一道”相矛盾。把為文之“法”絕對(duì)化、程式化，“法”就會(huì)流于死法，方苞論“法”，正有此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