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發(fā)展史表明，異質文明之間的交流、磨合乃至沖突、碰撞，正是文明發(fā)展演進的常態(tài)。近代以來，在機器大工業(yè)的推動下，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交融和交鋒，正在空前廣闊的時空中展開。這個壯闊的歷史進程目前還只能說是剛剛開始。具體到中華文明的現(xiàn)實處境及其未來命運上，在這一從古未有的文明大交流中，我們應有所擔當、有所把握，進而有所作為。

古與今：接續(xù)傳統(tǒng)，推陳出新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薄捌埲招拢杖招?，又日新?！比鍖W宗師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目的不在于復古、守舊，也不是為立言而“立言”，而是周游列國，身體力行，實現(xiàn)重構社會秩序的理想。后期儒家的發(fā)展，如西漢董仲舒，面對漢初統(tǒng)治階級治國理政的迫切需要，以詮釋“春秋公羊學”入手，建構起以“天人感應”“天不變道亦不變”為核心范疇的儒學體系，開創(chuàng)了孔孟之學的“經(jīng)學”時代。魏晉時期，社會大變動，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此時印度佛學傳入東土后風頭正勁，傳統(tǒng)綱常名教無力維系世道人心，“名教”與“自然”之爭遂成為這一時期哲學思想演進的主軸——曹氏父子的“建安文學”、竹林七賢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王弼創(chuàng)造性解注《老子》等，意在借古喻今，具有強烈現(xiàn)實指向。隋唐三百年，大亂大治，人心思定，儒道佛互有消長，韓愈力推“古文運動”，《原道》《原儒》尊崇儒學、力排佛老，文起八代之衰，實為一代宗師。趙宋立國，重文抑武，在理論創(chuàng)造上，周敦頤、張橫渠、二程、朱熹接著韓愈往下講，“出入于佛老而復歸于儒學”，援佛入儒，由“道”入“理”，由此開啟了儒學發(fā)展的“程朱理學”階段。

近年來有學者力主“崖山之后，已無中華”的說法，如果說數(shù)千年“華夏”傳承僅僅系于“士人”階層的話，那么隨著這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的式微抑或消亡，華夏文化應該說也會隨其消亡，然而，正像后人看到的那樣，文化上落后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最終都以服膺中華文化為歸宿。

這一文化宿命一直到近代西方文化的強勢來襲才被打破。何以至此，又如何突破？晚清重臣張之洞力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終難脫新瓶舊酒之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等以“救亡圖存”為急務，倡導“科學與民主”，與維護傳統(tǒng)延續(xù)為使命的丁文江等形成“科玄之爭”。熊十力、金岳霖、馮友蘭、錢穆等新一代學人致力于整理國故、返本開新，已然成為當今中西文化全面交流碰撞的時代背景下，探尋中華文化走向新生的一個重要現(xiàn)象。

中與西：開放交流，綜合創(chuàng)新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打開國門的歷史新機，世界對于中國文化的興趣明顯增強，開始關注和研究中國迅速崛起背后的文化動因。

考古發(fā)現(xiàn)證明，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殷商盤庚時期，文明濫觴應該更為久遠。相比于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以及古希臘文明，中華文明從遠古一路走來，歷經(jīng)挑戰(zhàn)，九曲百轉，卻始終奔騰向前，從未中斷。何以至此？這不能不說與中華文明與生俱來的理性務實、博大平易、厚德包容的胸襟有直接關系。中華文化的這一特點被有些學者稱之為“實用理性”，顯然是想借此與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有所區(qū)分，但也容易造成中華文化功利、短視的印象。實際上，中華文化有別于其他世界文化傳統(tǒng)的地方，在于它特有的“人文”情懷，在于它講究不偏不倚的“中庸”立場。在中華文化史上，“華夷之辨”不絕于耳，但最終還是走向兼容并包、多元一體。多次、反復的文化撞擊和沖突，鍛造和錘煉了中華文化吸納包容、和而不同、剛柔相濟的品格。“不打不相識”，人是如此，文化也是如此。沒有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就沒有文化的更新和蛻變，就沒有社會的進步和發(fā)展。

中華文化從來不怕異質文化的沖突，怕的是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我們失卻應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怕的是面對艱巨繁重的歷史任務，我們迷失應有的戰(zhàn)略定力和發(fā)展方向。如今，中西方文化正面碰撞正在全球化的世界舞臺上蓬勃展開，中國綜合國力的空前提升極大地振奮了國人士氣，中華民族復興的曙光已然顯現(xiàn)，中國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時也在為全人類貢獻力量和智慧。然而，我們更應警醒的是，一部中華文化曲折發(fā)展史深刻表明，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交鋒、交融是一個長時期的歷史過程，尤其是面對源于古希臘羅馬文明、與中華文化相反相成的西方文化形態(tài)，可謂是狹路相逢。面臨著既要增強文化自信，同時也要務實開放、學習借鑒的雙重歷史任務，可謂任重道遠。從未來發(fā)展看，民族復興的壯闊洪流為中華文化走向新生提供了物質基礎，而中華文化的重構和新生則將成為民族復興的歷史標志；中華文化能否在這場空前深刻而廣泛的文化交流、交鋒、交融中實現(xiàn)自我更新、鳳凰涅盤，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也關系到世界的根本走勢；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是客觀的歷史過程，確保這個進程順利運轉，出路在于秉持平等互利、開放合作的態(tài)度，任何過于強調自身主體性和優(yōu)越性的態(tài)度及做法，都將被歷史無情地宣判為狹隘和自私的偏見。

文化“大同”是人類“大同”社會的一部分，本質上是一個不同文化樣式和文明形態(tài)交流互鑒、氤氳消長的歷史過程。全球化時代人類文化新形態(tài)既不會是西方文化的獨霸一方，也不會是中國文化或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非洲文化一花獨放，和而不同、美美與共作為文化交流互鑒的基本原則，已經(jīng)深刻揭示了人類文化發(fā)展的根本指向和必然歸宿。而這一原則的真正貫徹和最后實現(xiàn)，其實也正是中華文化真精神的傳承延續(xù)和發(fā)揚光大。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華文化復興關乎世界文化乃至人類的前途命運，并非癡人說夢。

知與行：實踐第一，理論創(chuàng)新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解決問題的辦法，只能從問題本身尋找。一定的文化是以一定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活動等為物質基礎的。那種離開國計民生，拋卻當下國人的精神狀況，就文化談文化，不僅不會有結果，反而有害。一言以蔽之，中華文化植根于中華民族數(shù)千年來追求美好生活的深厚社會土壤，復興中華文化也必須自覺服從和服務于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歷史洪流，才會有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前提。

歷史上能夠稱得上碩學鴻儒的文化中堅，無不是有著強烈的家國情懷，孜孜于濟世救民、匡扶天下。孔子有所謂“君子儒”“小人儒”之分，講的是“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區(qū)別。在治學上，孔子還講“為己”與“為人”的不同。近代以來不少學人學貫中西，盡管淵源有自、觀點各異，但皆秉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士”之精神，不管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皆能以天下蒼生為念，懷揣“興滅繼絕”的信念，以整理國故、弘揚傳統(tǒng)為己任。這是數(shù)千年來中華文化得以薪火相傳、屢開新境的重要動因。

當代中國，正在民族復興和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上疾步前行，文化建設的任務尤為緊迫。如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好接續(xù)傳統(tǒng)、返本開新，以及如何以開放的胸襟學習借鑒、綜合創(chuàng)新，一個不能背離的根本點應該還是在于堅持學以致用、知行合一。這不僅僅因為知行合一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治學方法，更重要、更根本的在于它其實正是中華文化的真精神所在。（作者：張西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