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來佛教判教研究要述

王仲堯

一、 1949年之前的研究

1949年之前學術界與佛教界都進行了判教研究，其中佛教界除“判教研究”外，還產(chǎn)生了獨特的“判教思想”,試圖以之運用于實踐中的佛教改革。

以下分學術界與佛教界二方面分述。

1、學術界研究情況要述

近代佛學研究啟自楊仁山（1837-1911）創(chuàng)辦的金陵刻經(jīng)處。楊氏作為中國近代佛學的啟蒙者，創(chuàng)立學術環(huán)境有成，方使近代佛學研究得以開展，判教研究也是在此之后才應運而生。20世紀前半期中，學術界較有代表性的判教研究有黃懺華、湯用彤等。

黃懺華，氏廣東人，1914年偕胞弟黃樹因至金陵刻經(jīng)處從歐陽竟無學佛學，后久居南京，知識淵博，研究領域廣闊。代表作《佛學概論》、《中國佛教史》于30年代出版（商務印書館），其《中國佛教史》，與此前已出版的蔣維喬的《中國佛教史》（蔣氏在“凡例”中注明是據(jù)日人境野哲著《支那佛教史綱》增補而成）相比，黃著是近代中國學人首次獨立撰著的第一本完整的中國佛教史著作，此書首次較深刻全面地涉及各佛教學派、宗派的教理思想研究，并且，首次對判教展開較系統(tǒng)的探討。

對中土判教的緣起，他概括為兩個方面：

其一，佛教傳來，到南北朝“三藏教典已大致譯出。這些教典在印度所屬派別有異，義理互有出入”,中土學者的解釋闡述不一，更形異解分歧，“然而佛教教義，是在多樣之中有它的統(tǒng)一的理體，而學者爬羅剔抉，又可把這些紛歧的教義加以整理，分別歸納作幾個范疇，更把它有秩序地配列，統(tǒng)一在體系的組織之下，于是形成一個佛教大一統(tǒng)的構圖；這是教相判釋發(fā)生原因的一面?！?br />
其二，“由于這時教典略備，學者鉆研探討，各有所崇，思想體系逐漸成熟”,因而宗派雛形開始呈現(xiàn)，“他們把釋迦如來一代的教法，依一家的義旨，或者加以時間的配列，或者就教理的深淺加以組織，剖判解釋，以闡明各家在整個佛教當中所占的地位和價值；這是教相發(fā)生原因的又一面?！?br />
中土各家判教思想中，黃氏認為最重要的是天臺宗智?的判教，他指出：

當時印度佛教之一切法門，悉移植于中國，然納諸中國思想之爐鞴中，而陶治鑄造之；以南朝佛教，即承龍樹之《三論》、《涅 》兩宗為骨髓，攙加北朝佛教；以于印度佛教之外，唱出放一大異彩之教義；施五時八教之判，料理一代之教法；演五略十廣之說，光顯圓頓之解行；教觀周備，極法海之偉觀者，智 也。“

黃氏未進一步深入討論天臺宗教判教的意義，但視其為鑄宗派教理之思想框架的意思，是明顯的。1949年后黃對判教問題續(xù)有撰述，但基本思想未再拓展。

湯用彤（1893--1964年）原籍湖北黃梅，生于甘肅，1918年考取官費留學美國攻讀哲學，1922年獲哲學碩士回國，在北京大學等講授中國佛教史、魏晉玄學等課程。其名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1938年初版（商務印書館），迄今在學術界仍較有影響。此書中也涉及到判教問題。他指出：

印度佛典出世先后不同，各有其立義之宗旨，學說之背景，于是陳義紛繁，而有二乘諸部，性相各宗。及經(jīng)論東流，研讀者多，又各抒其所見，而異說并興。判教之說，蓋求于印度佛教之紛歧，作一整理統(tǒng)一之區(qū)畫。又欲于依判者之宗義，以平章中國流行之異說，而定于一尊。其包舉既廣博，而計劃亦至偉大。中國宗派之形成，實憑籍于此。……而華（嚴）、天（臺）二派之判教為其整個學說之骨架，至為重要。

判教之事，不但與宗派之成立至有關系，而研究判教之內(nèi)容，亦可知時代流行之學說、研究之經(jīng)典為何。蓋判教之所采取，必為當時盛行之經(jīng)典與學說，故實其時佛學情形之反影也。

湯氏另一佛學著作《隋唐佛教史稿》原是作于3、40年代的講義稿，由湯一介整理后于1982年出版（中華書局）。書中未專門研究判教問題（原稿第四章十節(jié)”綜論各宗“是僅有一二百字的提綱，見湯一介”隋唐佛教史稿整理說明“,同書3頁），他對由判教而產(chǎn)生的宗派，特別給出定義謂：

佛法演至隋唐，宗派大興。所謂宗派者，其質(zhì)有三：

一、教理闡明，獨辟蹊徑；

二、門戶見深，入主出奴；

三、時味說教，自夸承繼道統(tǒng)。

黃、湯二氏對判教的研究，代表了1949年前半個世紀學術界的水平。其基本特征有二：

一，提出判教問題是佛教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命題，不但指出了其重要性，而且大致規(guī)范了對此問題研究的框架，在20世紀下半期仍有一定影響；

二，對判教之具體研究，尚未深入展開。

2、佛教界研究情況要述

此時期中，由于歐陽竟無先生主持的南京支那內(nèi)學院和太虛法師主持的武昌佛學院的先后舉辦，深入推動了佛學研究。就判教研究而言，最有意義者應推太虛法師、印順法師。

釋太虛（1889--1947年）俗姓呂，原籍浙江石門縣，出生于浙江海寧縣長安鎮(zhèn)，16歲出家。太虛論述的份量大。太虛指出：

天臺、賢首、三論、唯識、禪、凈、律、密這大乘八宗，其境是平等的，其”果“都以成佛為究竟，也是平等的；不過在”行“上，諸宗各有差別的施設?！矢髯谟懈髯诘姆奖闶鈩偈┰O，這樣來判攝一切佛法，與古德的判教，完全不同了?！俗诩仁瞧降?，亦各有其殊勝點，不能偏廢，更不能說此優(yōu)彼劣，彼高此下。

太虛說這是他第二期對佛法（判教）的見解，這個見解以后發(fā)生了變化：

在民國十二三年后，我對佛法的見解，就萌發(fā)了第三期，……與前第二期迥然不同。第一期的見解，可以說是承襲古德的，第二期的見解，是攝小歸大而八宗平等。因為佛是唯一的，所以佛所說的法，當然也就是一味了?！ǖ谌诘囊娊庹J為）到佛滅后，佛的教法，就不再是一味，……分成大、小、密三個時期，……三個系統(tǒng)：巴利、漢文、藏文，是”三期三系?！?br />
總的說來，太虛的第三期判教思想，是在第二期”八宗平等“基礎上，以較單純的”三期“或”三宗“之說統(tǒng)而攝之。如他強調(diào)”法貴當機“、”行是側重當機者實踐上說的“,”今判三依三趣，乃就三個時代機宜的大概而言“,分為”一、依聲聞行果趣發(fā)起大乘心的正法時期“,”二、依天乘行果趣獲得大乘果的像法時期“,”三、依人乘行果趣進修大乘行的未法時期“,由此他更提出”人生佛教，即由人乘進趣大乘的佛法。“又如在當時較有影響的關于《大乘起信論》真?zhèn)渭傲x理問題的討論中，太虛依教理分大乘佛法為三宗：法相唯識宗、法性空慧宗、法界圓覺宗；印順法師發(fā)揮此說，分佛法為：虛妄唯識、性空唯名、真常唯心三宗，就更加明確清晰了。

太虛自己的判教思想，是在判教研究基礎上提出，是有感而發(fā)，有所為而發(fā)，非純?yōu)檠芯?。其出發(fā)點，即是以全體佛教為目標，實行改革。太虛判教思想（包括判教研究）中有兩個重要特征：

一，始終強調(diào)佛教為一整體，這是為其佛教改革以全體佛教為對象張目，但也可說，即是突出了傳統(tǒng)判教中的”會通“思想；

二，重提傳統(tǒng)判教中的”人天教“問題，并予以特別強調(diào)，如在《佛法之分宗判教》中，謂”今綜佛法之大全，以類別之，可別為三，“以”三教“判分全體佛教，即化俗教、出世教、正覺教，其中”化俗教“即”謂人及天等五乘之共教“.

本世紀佛教界未見再有其他人能如太虛法師之重視判教，同時，也未再見其他人能對判教研究有如此深入的研究，并且有較系統(tǒng)的”判教思想“之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