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明朝形象理想化

柳夢寅詩文中的中國首先是一個幅員遼闊、景色壯麗、充滿機遇的大國。他著力描繪中國天地的遼闊，如“中州天地闊，山遠野無邊”（《鞍山途中二首》），通過描繪遼闊蒼茫的曠野、連綿不盡的群山，展現(xiàn)出一幅開闊、壯觀的圖景，凸顯了中國是大國的特點。

“中州天地闊”不僅指中國自然空間廣闊，還意味著社會生存空間大。例如，在海州衛(wèi)遇到壬辰戰(zhàn)爭結束后隨回國的明朝軍隊移居遼東的朝鮮人后，柳夢寅勸慰他們，“江山中夏豁，田土上游腴。寡識難離褐，貽謨望握樞”（《海州衛(wèi)，見國人孫三、孫金、太仁孝、成龍來訪》），意即明朝土地遼闊富饒，足以豐衣足食，盡管第一代移民學識淺薄，無法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但可從長計議，設法讓子孫后代出人頭地。柳夢寅提出這種建議，是因為他了解到“中國賢無方，何嫌賣漿者”（《酒家小童，能誦中庸。書以獎之》），明朝未對科舉考試應試者的出身進行嚴格限制，出身卑賤者也可憑借學識科舉及第，一舉躋身于士大夫之列。在他看來，中國充滿無限機遇和可能，真才實學者可以大展身手。

在柳夢寅筆下，中國還是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人杰地靈、“民物總醇明”，“街談霏屑皆文字，孩語翻瀾自濁清”（《獨樂寺施詩六首》）。明朝的書籍出版流通也十分興盛，“蕓軸牙簽棟宇充，珠?成列眩雙瞳”（《中州雜詠十八首書肆》）。書肆的興隆意味著學術、文化的繁榮， “禮樂炳日星，儒術何昭融”（《東岳廟》）。而儒學思想和禮樂文化的熏陶造就了淳樸的民風，“賓至如歸爭借榻，村居比屋少穿窬”（《中州雜詠十八首街鋪》），普通百姓身上也體現(xiàn)出作為文明之國國民的優(yōu)良素養(yǎng)。

在他看來，中國還是一個富庶的國家。鄉(xiāng)村呈現(xiàn)出一派和樂景象，“煙樹參差接帝京，四郊雞犬詫升平。堯民滿地三農足，禹跡無邊九甸成”（《三河途中》），國家賦稅不重，農民過著安樂富足的生活。境內陸路、水路交通發(fā)達，商品經(jīng)濟繁榮，“中原民舍挾通衢，贐貨絲棼所委輸”（《中州雜詠十八首街鋪》），“百廛陳貨夸?扁W，萬落盈郊眩綺羅”（《廣寧八首》）。國家制度完善，官員不必貪腐，也能過上闊綽愜意的日子，“薄祿自能存九族，久廉猶能積千?”（《獨樂寺施詩六首》）。其詩歌中的種種景象表明，明王朝的士農工商各階層都安居樂業(yè)。

柳夢寅的詩歌還描寫了中國的軍備情況，認為明朝的城池固若金湯、堅如磐石，“虎踞醫(yī)巫鎮(zhèn)塞垠，雄城千雉矗長云”（《廣寧八首》）；軍隊紀律嚴明，軍容整肅，“杏堡軍容肅，松山塞戍牢”（《杏山松山途中》）；軍人作戰(zhàn)勇猛，所向披靡，“金鱗耀日彌長野，汗血嘶云軼迅風。塵洗胡沙封燕頷，紅漫白草斫駝峰”（《中州雜詠十八首兵馬》）。因此，他斷定，明朝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有能力掃除任何外敵、內患的威脅。

17世紀初的明王朝在柳夢寅筆下被描述成一個近乎完美的世界。在《獨樂寺施詩六首》中，柳夢寅描繪出他對明朝的總體印象：“天皇大界人皇世，萬里長河千里坰。壽域騰歌渾擊壤，邊氓垂白不觀兵。乾坤盡囿垂衣化，帝力何為但鑿耕”，將當時的明王朝比作儒者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堯舜時期的太平盛世。

實際上，柳夢寅筆下的中國形象帶有不少虛構成分。根據(jù)史料來看，當時的明王朝危機四伏：土地兼并日益嚴重，農民的賦稅徭役不斷增加，社會矛盾日趨激化，很多官員通過不法手段聚斂財富，農民生計十分艱難，一些人被迫揭竿而起。僅當時的明神宗統(tǒng)治期間，全國各地就爆發(fā)了十多次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邊疆地區(qū)也不斷爆發(fā)叛亂和戰(zhàn)爭。1592—1600年間，明王朝先后在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半島進行了三次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即所謂“萬歷三大征”，國力迅速衰落。就在同一時期，遼東地區(qū)的努爾哈赤逐漸統(tǒng)一女真各部，勢力日漸強大，對明王朝虎視眈眈。在柳夢寅出訪35年后的1644年，明王朝滅亡。由此可以推測，1609年的明王朝絕非柳夢寅筆下那般祥和、安樂，其軍事力量也絕非那般堅不可摧。《朝天錄》中的明王朝是一個被理想化的國家，帶有濃郁的烏托邦色彩。

烏托邦的明朝形象主要源自朝鮮傳統(tǒng)慕華思想

柳夢寅詩文中的描寫部分反映了明王朝自身的客觀現(xiàn)實，如與朝鮮王朝相比，疆域更為遼闊，科舉制度相對公平，以儒學和漢文學為核心的文明水平更高，交通體系和商品經(jīng)濟更為發(fā)達，等等。但是，在他關于民生、吏治、軍備等方面的描述中，明王朝的形象很大程度上被美化，這一方面是朝鮮民族對中國的社會集體想象的產(chǎn)物，另一方面也與作者自身的經(jīng)歷有關。

自漢唐時，朝鮮半島就開始與中國進行交流，新羅王朝積極吸收中國的文物制度，大批新羅留學生也將漢文學、儒家思想等中國文化帶回本國，自那時起，中國的文化和思想就成為朝鮮半島仿效的對象。到了高麗時期，宋朝發(fā)達的文化藝術得到尊崇，程朱理學被引入朝鮮半島。1115年，高麗謝恩兼進奉使在對宋王朝所上的奏表中表示：“顧惟弊邑，夙慕華風，在乎開寶之時。及至神宗之世，每馳使價，參遣生徒，俾以觀周，期於變魯”，所以高麗派遣五名學生赴宋朝國子監(jiān)讀書，期待著通過他們 “化民成俗，由乎大學之風，用夏變夷，籍彼先王之教”（《高麗史》第14卷）。這表明從新羅至高麗王朝都認同儒家傳統(tǒng)的華夷思想，視中國為華夏，自身為夷狄，致力于引進中國文化，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

朝鮮王朝建立后，更是將事大慕華奉為國策。典型的事例是朝鮮創(chuàng)制韓字后，集賢殿副提學崔萬理等一批大臣上疏反對，其理由便是：“我朝自祖宗以來，至誠事大，一遵華制。今當同文同軌之時，創(chuàng)作諺文，有駭人觀聽?！袅髦袊?，或有非議之者，豈不有愧于事大慕華？”（《朝鮮王朝實錄》世宗第103卷）這表明15世紀中期朝鮮的慕華思想高漲，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極強。

16世紀末，日本侵入朝鮮，壬辰戰(zhàn)爭爆發(fā)，朝鮮大部分國土淪陷，明朝派大軍支援，幫助朝鮮收復失地，擊退日軍。朝鮮君臣對此感激不盡。1599年，朝鮮國王宣祖親自寫下“再造藩邦”四個大字，命人摹寫后以陽字刻板，懸掛在明軍援軍統(tǒng)帥邢?的生祠門楣上，此后歷代朝鮮國王每年都派官員前往祭祀。柳夢寅的《朝天錄》就創(chuàng)作于壬辰戰(zhàn)爭結束十年后，對明王朝的感激，兼之傳統(tǒng)的慕華思想，使朝鮮民族對明王朝懷有極大的好感。

在塑造明王朝理想國形象的同時，柳夢寅多次吟詠出“我愿一死生中夏”等詩句，表現(xiàn)出對中國的向往，這可能也與他的經(jīng)歷有關。柳夢寅正直而富有個性，在日趨激烈的黨派爭斗中，他“平生尚友古人，恥與恒人為朋比。東西南北，無一私黨”，結果招致各派的排斥和孤立，一生屢遭挫折。就在第三次出訪明朝前，他受到權臣李爾瞻一派的彈劾，被迫離職寓居鄉(xiāng)野，對朝鮮現(xiàn)實深感失望。另據(jù)其《年譜》和《謚狀》所述，柳夢寅中年時經(jīng)歷了壬辰戰(zhàn)爭，親眼目睹了朝鮮國力的虛弱、百姓的不幸，這使他更加渴望生活在一個和平、安定、強大、富裕的國家。另外，在文學方面，柳夢寅主張“言出性情”，擅長在文學作品中表達豐富、濃烈的感情，這意味著他敢于并樂于通過詩歌鮮明地表達自己的感情和想法。

（作者：韓梅 單位：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