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遠建設廬山教團的理論與實踐

王雷泉

一

佛教在中國的發(fā)展，受三種關系之制約：第一，佛教與專制王權間的政教關系；第二，佛教與國教儒教間的教教關系；第三，佛教與宗法制社會的教俗關系。這三層關系可歸結為真俗或權實關系。真不離俗而不退墮為俗，實應兼權而不依附于權。但在實際運作中，中國佛教徒經常面臨的是“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1]的兩難困局。

佛教能在中國得到傳播，表明中國社會需要佛教。至于中國社會對佛教的迎拒和改造，取決于高踞社會之上的王權和國教，那么問題就簡化為王權、國教和佛教三者如何保持動態(tài)平衡。當相對的平衡狀態(tài)被打破時，三者就會用各自的方式以達到新的平衡。

距今一千五百九十年，東晉元興二年（402），中國佛教史上發(fā)生了二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其一，桓玄挑起了沙門敬王之諍；其二，慧遠成立廬山蓮社，表明政教、儒佛之間對不平衡狀態(tài)的反應。作為當時全國眾望所歸的佛教領袖，慧遠力挽狂瀾，外抗強權，內爭僧格，克服了一次“無上道服毀于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2]的危機。慧遠建設廬山教團的理論和實踐，為正確處理三者間的矛盾，留下了至今仍具指導意義的寶貴經驗。

二

先看政教關系。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世俗統(tǒng)治者，都不會因夷夏之辨等皮相之論而忽略佛教的存在價值。在桓玄之前，北方有羯趙石虎“佛是戎神，正所應奉”[2]的率直之言；在桓玄以后，南方有宋文帝“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3]的當政理想?；感凇杜c僚屬沙汰眾僧教》中，在“佛所貴無為，殷勤在于絕欲”的前提下，允許“暢說義理”、“奉戒無虧”、“山居養(yǎng)志”的三種沙門存在。可見，桓玄無意從根本上消滅佛教，他反對的是佛教在政教、教俗關系上的角色錯位，由此會帶來“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的后果[4].

中國不曾出現(xiàn)佛教凌駕于王權的局面，僧尼干政亦是僅見的例外，且多為世俗統(tǒng)治者利用的結果[5].東晉十六國時代，在政教關系上并存著主奴關系和主賓關系這兩種格局。從桓玄對這兩種格局的依違矛盾態(tài)度，頗能反映世俗統(tǒng)治者對佛教的微妙心態(tài)。

桓玄重建沙門盡敬之議，試圖用行政手段將出家沙門置于世俗的臣民系列[6].這就與不拜君親的佛教禮制發(fā)生沖突。佛教禮制是同出世的宗教性格緊密相連的，無視佛教的宗教信仰特點，用世俗的禮制劃一之，無疑是用行政手段推進佛教的世俗化。

當時佛教內部正涌現(xiàn)一股世俗化濁流，表現(xiàn)為競其奢淫、與民爭利、結交權貴、迎合俗習。時人譏為：“何其棲托高遠，而業(yè)尚鄙近”[7].佛教的世俗化有教內外的原因，屈從王權、迎合世俗實為最直接的原因。佛教在政教、教俗關系中的角色錯位，不在于“抗禮萬乘”、“不營流俗”,恰恰在于世俗化！當時“佛教陵遲，穢雜日久”[8],不僅引起社會的垢議，亦為當政者所蔑視，每每引為整肅佛教的口實。桓玄一方面欲將佛教置于主奴關系中，另一方面又瞧不起“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9]的僧尼，對保持佛教獨立地位的慧遠廬山教團則表示敬意。

慧遠不反對世俗政權動用國家機器來整頓佛教世俗化的頹風，但這種行政干預每因不懂佛法的俗官把握不住政策法令而導致“濫及善人”的后果?；圻h認為克服因世俗化而引起的角色錯位現(xiàn)象，只有通過僧團內部整頓，加強佛教自身建設才能解決。

那就必須堅決摒棄那種置佛教于屈辱地位、又無益于國家、社會的主奴關系模式；維護政教各安其位、佛教對政治保持若即若離、不卑不亢之超然態(tài)度的主賓關系模式。慧遠以“廬山道德所居”的實踐證明了這種模式之可行，又通過《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沙門不敬王者論》等著作，從理論上闡明了這種模式之必要。

慧遠首先肯定占佛教徒人數(shù)大多數(shù)的在家信徒遵循世俗的“天屬之愛，奉主之禮”,而且，他們的禮敬有著遠比社會其他成員深厚的宗教內涵?！岸Y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宗教維護禮教和社會穩(wěn)定的功能由此凸現(xiàn)。只有追溯到三世因果的“冥應”,方能使屬于世俗政治和倫理范疇的禮敬得到人民自覺而持久的保證。而且，這還僅僅是順通凡夫“厚身存生”之情的方便權說[10].然在宗教思想上，佛教的這種權宜之說超過了儒教的水平。

佛教化世導俗的活力在于不斷超越。從“以情欲為苑囿”的世俗社會，超越到“廣開天人之路”,進而超越到“遠通三乘之津”.超越建立在對現(xiàn)實世間的批判上：眾生因“其外未明”,為情欲牽縛而流動于三界以致受苦無窮。“外”者，即佛教的終極理想–涅盤。因此，佛教的超越信仰就不能為被超越的對象所拘限[11].

出家修道的沙門就是實踐這種理想的“方外之賓”.慧遠不是像有些人為了順世媚俗，片面強調佛教與社會、政治相適應的一面，而是直面宗教與社會、政治的矛盾：“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敝挥刑幚碚滩患床浑x的狀態(tài)，佛教才能真正做到“協(xié)契皇極，在宥生民”[12].

在政教之間保持適度張力是必要的，此所以沙門“抗禮萬乘，高尚其事”（《求宗不順化三》）佛教以方外之賓身份，不干預政治也不屈從政治，對社會運作起一種宣泄和解毒機制實為保持社會穩(wěn)定之最佳方式。慧遠之時和慧遠之后，確有一些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的世俗統(tǒng)治者，把政教間的主賓關系扭曲為君臣關系亦即主奴關系。歷史已證明：“其所以傷治害政，塵滓佛教”,使政教兩方面都受到污染和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