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人的學術境遇

蔣寅

對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說，對自身及群體的反思，對學術史的回顧，常成為畢生事業(yè)中一部分無形的積累。而從學術本身來說，對學術史的思考，又是學術發(fā)展的必要前提之一。予生也晚，對本世紀初的一批大師，只能從師長那兒略聞其風神咳唾，只能從他們的著作和傳記文獻中領略到一代學術的流風余韻。盡管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并不安寧，充滿戰(zhàn)亂和災難，可對學術來說那畢竟是個洋溢著生機的時代。破除和建設共舉，消解和改造并行，厚實的文化積累與自由的文化交流，使那個時代成為真正的學術繁榮時代。

自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一輩大師作古，本世紀的學術接力棒已傳遞了四代人。第一代年至耄耋，包括已故更年長的一批老學者，大多是民國年間的教授，現(xiàn)在是社會和高校最為珍視的重點保護對象，可以說是老字號的金字招牌。第二代年過花甲，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研究生，現(xiàn)為教授、博士生導師，是各院校系科支撐臺面的人物，常擔任著學?；?qū)W術團體的領導職務。第三代，年在知天命前后，大多是“文革”前的大學生、八十年代初的碩士、博士，現(xiàn)為教授、副教授不等，是院校各學科的學術骨干，校系的行政職務主要由他們擔任。第四代是“文革”以后的大學生，八四年以后的碩士（博士順延），年屆不惑，職稱為教授、副教授不等，是學科寄予希望的對象，多擔任系和教研室主任之職。這四代人不僅在年齡上自然地形成序列，在各學科之間，各自的生存境遇、學術道路、學術品格、治學方法也顯出不同的特征。就古典文學而言，將四代學者做一番比較，會得出一個耐人尋味的結果。

第一代學者：好運的悖論

第一代學者生于光、宣、民初之際，多半有家學背景，得接同、光遺老清談，甚或得其品題，才名早著。進大學深造，又受學于前輩大師，接受嚴格的學術訓練，國學基礎堅實而兼通西學，故學業(yè)早成，年未而立即受聘為大學教授，薪水優(yōu)厚，衣食無憂，得以潛心學問。他們的學術事業(yè)及成就基本是在三十年代打下基礎。四十年代的戰(zhàn)亂遷徙，無疑影響到他們學術的正常發(fā)展，但積累的自然成熟，仍使不朽的著述不斷產(chǎn)生。眾所周知，錢鐘書的《談藝錄》即完成于“侍親率眷，兵罅偷生”（自序）之際，聞一多的唐詩研究也是在流離轉(zhuǎn)徙中逐步積累而成的。建國后，這一代學者成為學校、研究院聲望的標志，受到良好的待遇。但不幸在“反右”和“文革”中，他們普遍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受到種種打擊、迫害和非人的待遇。楊絳先生的《干校六記》猶似“文革”中的“憶苦飯”——吃過的覺得平常，沒吃過的覺得新鮮。真正悲慘的是劉盼遂、馮沅君、陳翔鶴、冼玉清、許政揚這些被折磨致死的杰出學者。我很奇怪，為什么現(xiàn)在的學者傳記中很少提起當年血淋淋的事實，難道剛剛?cè)昃鸵堰z忘了嗎？歷史應該永遠記住這黑暗的一頁，昭示后人：我們這有著悠久文明的古國在跨越近代門坎之后也曾有過無比野蠻的黑暗年代！

1977年以后，教育、科研恢復正常，第一代學者重新得到應有的尊重。各院校名望的競爭，重點學科和博士的設置全倚賴于這批老專家，學科的規(guī)劃、領導核心，學術團體的領袖人物也都由他們擔任或組成。出于興滅繼絕的迫切需要，出版界也大力出版這一代老學者的全集、專著或論文集，重新確立起他們的學術地位和榮譽。然而，由于上述歷史噩運的播弄，這一代學者的著作是良莠不齊的。有些學者，如能像蔣逸雪先生那樣惜墨如金，編一本《南谷類稿》，那么會很耐看；有些論文集，如能像錢鐘書先生那樣謹慎地只編個《舊文四篇》（這里決沒有說錢先生好文章只有四篇的意思），也不失為一家之言。遺憾的是，來者不拒，什么都要寫；敝帚自珍，什么都要收。結果卷帙雖富，玉石混雜，適足降低學術品位，好不教人嘆惋。對第一代學者的學術，我們不能不遺憾地指出研究者水平相差不大而成就相差很大，尤其是著作的水準相差更大這樣一個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