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詩非難，命題（1）為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慎也。少陵（2）詩高約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題，已早據(jù)百尺樓上矣。通體不能悉舉（3），且就一二言之：《哀江頭》、《哀王孫》，傷亡國也；《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前后出塞》諸篇，悲戌役（4）也；《兵車行》、《麗人行》，亂（5）之始也；《達(dá)行在所》三首，慶中興（6）也；《北征》、《洗兵馬》，喜復(fù)國（7）望太平也。只一開卷，閱其題次（8），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丘墟（9）、關(guān)山勞戌（10）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至于往來贈答，杯酒淋淳（11）皆一時豪杰，有本有用之人，故其詩信當(dāng)時（12），傳后世，而必不可廢。放翁（13）詩則又不然，詩最多，題最少，不過《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即事》、《遣興》而已。豈放翁為詩與少陵有二道（14）哉？蓋安史之變（15），天下土崩，郭子儀（16）、李光弼（17）、陳玄禮（18）、王思禮（19）之流，精忠勇略，冠絕一時，卒復(fù)唐之社稷（20）。在《八哀詩》（21）中，既圖敘其人；而《洗兵馬》一篇，又復(fù)總其全數(shù)而贊嘆之（22），少陵非茍作（23）也。南宋時，君父幽內(nèi)（24），棲身杭越（25），其辱與危亦至矣。講理學(xué)者（26）者，推極于毫厘分寸（27），而卒無救時濟(jì)變（28）之才；在朝諸大臣，皆流連（29）詩酒，沉溺（30）湖山，不顧國之大計。是尚得為有人乎！是尚可辱吾詩歌而勞吾贈答乎！直（31）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卻詩債而已。且國將亡，必多忌，躬行桀紂（32）、必日駕堯舜而軼湯武（33）。宋自紹興以來，主和議，增歲幣，送尊號，處卑朝，擁有民膏，戮大將，無惡不作，無陋不為（34）。百姓莫敢言順（35）。放翁惡得形諸篇翰以自處戾乎（35）！故杜詩之有人，誠有人也；際詩之無人，誠無人也。杜之歷陳時事，寓諫諍（36）也；際之絕口不言，免羅織（37）也。雖以放翁詩題與少陵并列，奚（38）不可也！近世詩家題目，非賞花即宴集，非喜晤即贈行，滿紙人名，某軒某園，某亭某齋，某樓某巖，某村某墅，皆高進(jìn)流俗不堪之子（39），今日才立別號，明日便上詩箋。其題如此，其可知；其詩如此，其人品又可知。吾弟欲從事于此，可以終歲不作，不可以一字茍吟。慎題目，所以端人品，厲風(fēng)教（40）。若一時無好題目，則論往古，告來今，樂府舊題（41），盡有做不盡處，盍（42）為之。哥哥字。

注釋：

（1）命題——確定主題。（2）少陵——杜甫（712—770），少陵是他的號。（3）通體——體部。悉舉——舉出。（4）戍（恕shù）役——服兵役。（5）亂——指安史之亂。（6）中興——復(fù)興。（7）復(fù)國——收復(fù)國土。（8）題次——題目的編排。（9）宗廟——這里指皇家的祠堂。丘墟——瓦礫堆。指安史之亂時唐朝國都長安淪陷，皇帝的宗廟被毀。（10）關(guān)山勞戌——在邊關(guān)山野服役作戰(zhàn)。（11）杯酒淋漓——指參加宴會。淋漓，痛欽的意思。（12）信當(dāng)時——在當(dāng)時就有真實意義。（13）放翁——陸游（1125—1210），放翁是他的號。（14）二道——兩種主張。（15）安史之變——指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史思明發(fā)動的叛亂。（16）郭子儀——唐大將，在平定安史之亂中建有大功。（17）李光弼——唐大將，在平定安史之亂中配合郭子儀作戰(zhàn)有功。（18）陳玄禮——唐將領(lǐng)，安史之亂時，長安淪陷，是他率領(lǐng)禁衛(wèi)軍護(hù)送唐玄宗逃往四川。（19）王思禮——唐大將，在平定安史之亂中有功。（20）卒——終于。社稷（計jì）——帝王所祭的土神和谷神，后作為國家或政權(quán)的代稱。（21）《八哀詩》——杜甫在唐代宗大歷元年或二年（766—767）間所作的組詩，共八首，分別追悼李光弼、王思禮等文武將相，記敘他們的生平事跡。（22）杜甫在唐肅宗乾元二年（759）收復(fù)了長安、洛陽以后，寫了一首《洗兵馬》的詩，詩中歌頌了郭子儀、李光弼、王思禮、杜鴻漸、房?、張鎬等在討伐安祿山、史思明的戰(zhàn)爭中建有功績的人，并表達(dá)了加速平定叛亂、盼望天下太平的愿望。（23）非茍作——不是隨便作。（24）君父幽囚——指公元1127年北宋最后的兩個皇帝宋徽宗趙舍和宋欽宗趙桓被金兵擄去，囚禁在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北宋至此滅亡。（25）棲身杭越——北宋亡后，宋朝的一些官員在南京（這里指河南省商丘縣宋真宗時建置）擁立趙桓的弟弟趙構(gòu)為皇帝，就是宋高宗。趙構(gòu)不敢抗金，一直向南逃至越州。（26）理學(xué)——一種宋明儒家哲學(xué)思想，代表人物是北宋的程頤、程顥和南宋的朱熹。他們曾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所以叫做“理學(xué)”。（27）推極于毫厘分寸——挽救時局的變亂。（28）流連——這里是沉湎、陶醉的意思。（29）沉溺——迷戀。（30）直——只有。（31）躬行——自身的行為。桀紂作為暴君的代表。（32）駕——用過。堯——我國原始社會后期的部落聯(lián)盟領(lǐng)袖。舜——堯的臣子，后來接替堯擔(dān)任部落聯(lián)盟的領(lǐng)袖。習(xí)慣上把堯舜作為賢明君王的代表。軼（逸yì）——超越。湯——商湯，商朝的開國君主。武——周武王，周朝的開國君主。商湯和周武王歷來也被作為賢明君王的代表。以上四句是說：況且一個即將滅亡的國家，忌諱一定特別多，國君身自的行為如同桀、紂，卻偏要說自己的德行勝過堯、舜、湯、武。（33） 紹興——南宋高宗的年號（1131—1162）。南宋奉行向金屈膝投降的政策。多次與金簽訂了喪權(quán)辱國的“和議”。1139年的“和議”，宋對金稱臣，每年向金進(jìn)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稱為“歲貢”，后稱“歲幣”。1141年，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抗金名將岳飛毛等。1164年，與金訂“開禧和議”，殺掉主戰(zhàn)溜須拍馬首領(lǐng)韓?耄ㄍ?uō）胄，“歲幣”每年增為銀絹各三十萬兩、匹。歷年大量“歲貢”、“歲幣”的支出，都轉(zhuǎn)嫁到江南廣大勞動人民頭上。（34）莫敢言喘——沒有人敢說話喘氣。喘，指發(fā)出聲氣。（35）放翁惡得形諸篇翰以自處戾乎——際游又怎么能夠反映在詩歌里從而自找罪受呢！惡（烏wū），怎么？篇翰，紙筆，引申為詩文。戾（利lì），罪。（36）諫諍——直言規(guī)勸。（37）羅織——虛構(gòu)罪名害人。（38）奚（兮xī）——為什么。（39）市井流俗不堪之子——非常庸俗低級的小市民。市井，指商賈集中處，即街坊。（40）端人品——端正品格和為。厲風(fēng)教——提倡良好的風(fēng)俗（41）風(fēng)俗樂府舊題——漢代樂府官署所創(chuàng)作或采自民間的樂曲歌詞，后人稱為樂府體，并往往借漢樂府歌曲的題目做詩歌的標(biāo)題。（42）盍（合hé）——“何不”的合聲詞。

鄭燮(謝xiè)（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以號出名。出身貧寒，自幼隨父學(xué)習(xí)讀書刻苦。四十多歲以前一直窮困潦倒，曾經(jīng)教過村村塾，以賣字畫為生。四十四歲中進(jìn)士，五十至六十一歲先后任山東范縣、濰縣知縣，適饑荒年頭曾開倉捐俸賑濟(jì)饑民；遇公事往往袒護(hù)貧民而懲罰富商大賈，因此深得民心。后因申請賑濟(jì)災(zāi)民的事得罪了上司，憤而稱病辭官，回到曾長期住過的揚州，從事書畫創(chuàng)作，一直到死。

鄭板橋是清代有名的書畫家和文學(xué)家，“揚州八怪”（清乾隆間在江蘇揚州的代表畫家鄭燮、汪士慎、黃慎、金農(nóng)、高翔、李方膺、羅聘等八人的總稱。他們在藝術(shù)上反對摹古，富有或新精神。）之一，素有詩書畫“三絕”之稱。他的詩文繼承了自《詩經(jīng)》以來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特別強調(diào)文章經(jīng)世致用的社會功能，反對空疏迂闊吟風(fēng)開月的無聊文字，正象他自己所表白的：“析橋詩文，自出己意，理必歸于圣賢，文必切于日用?！彼栽谒?集子里，頗多揭露社會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在藝術(shù)風(fēng)格上，他主張“直抒血性為文章”，以沉著痛快為至境，其詩文表現(xiàn)得熱情奔放，又質(zhì)相自然，在風(fēng)格上接近白居易、陸游，而又有他自己的特色正因為鄭板橋詩文思想藝術(shù)的高度成就，就在他活著的時候，他的一些作品如家書、道情、竹枝詞等即深受讀者歡迎；他死后二百年來，仍舊能流傳不絕。

在鄭板橋自己編定的詩文集子里，收有他給堂弟鄭墨的十六封家書。鄭板橋沒有同胞兄弟，他視堂弟鄭墨親如手足，兄弟之間十分友愛，在出外漫游或從宦山東時，一應(yīng)家事全都托會鄭墨照料。在這些家書中，或者議論讀書作文的準(zhǔn)則，或者闡述立身處世之道，或者詳談家?，嵤拢星檎鎿磯ㄇ?，文筆質(zhì)相忠厚，歷來被人們傳誦。

這封家書是鄭板橋在乾隆十年（1745）任范縣知縣時寫的。通篇議論杜甫和陸游的詩，雖然著重談作詩的命題，卻仍舊貫穿著他的文學(xué)主張。他的所謂命題，實際上是選擇題材的意思。從事創(chuàng)作，先得確定題村，即寫些什么。他認(rèn)為反映有關(guān)國計民生的大事作品才有意義；描寫風(fēng)云月露，價值必定不高。所謂“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就是這個意思。但是鄭板橋沒有看到寫重大題材也可能失敗平凡題材也可能成功，這是他的片面性。

在這封信時，鄭板橋還從分析作家的社會環(huán)境入手，指出杜甫和陸游所處的時代環(huán)境不同，因而他們的作品題材也各有局限。這種分析當(dāng)然不無偏頗，因為陸游同樣也有許多抒發(fā)愛國激情的詩篇，他并不是整天寫些《山居》、《村居》、《春日》《夏日》之類的閑適詩的。但是鄭板橋這種知人論世的識見，畢竟還是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