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 王忠嗣鎮(zhèn)守邊庭
【原文】
忠嗣①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②安邊，不生事，嘗曰：“平生為將，撫眾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惫视柧毷狂R，隨缺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韜③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zhàn)，忠嗣縱詭問，伺虜隙，時時出奇后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志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④，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牣⑤牛。自朔方至云中袤數(shù)千里⑥，據(jù)要險筑城堡，斥地甚遠。
《新唐書·王忠嗣傳》
【注釋】
①忠嗣：王忠嗣，唐玄宗時為官累河西隴右節(jié)度使，權朔方河東節(jié)度，佩四將印。后為李林甫所誣，貶漢陽太守。
②持重：掌握重權。
③韜（tāo）：掩藏。
④鏃（zú）：箭頭。
⑤充牣（rèn）：同“充仞”。仞，滿。
⑥“自朔方”句：朔方，在今甘肅靈武縣西南。云中，地名，今山西大同。
【譯文】
王忠嗣本來極為勇敢，等到他做了將軍，便能手握重兵安定邊庭，不使戰(zhàn)事發(fā)生，他曾經(jīng)說：“我平生為將，撫恤士卒而已，我不愿利用將士的功勞為自己博取功名?！彼杂柧毷孔浔R，發(fā)現(xiàn)缺漏立即修繕增補。軍中有漆弓一百五十斤，常將它收藏起來，表示沒有什么用處。王忠嗣軍隊中，士氣旺盛，士兵們?nèi)找瓜氪蛘?，王忠嗣運用計謀，趁敵人松懈，常常帶領奇兵襲擊敵人，所向披靡，無往不勝，因此士卒樂于為他效命。軍隊每次出發(fā)，王忠嗣命有關官吏發(fā)給士卒兵器，即使弓箭也在上面標上姓名。軍隊回來時，丟失了弓弦和箭頭的，都依照上面的名字論罪。因此部下兵士各自謹慎，軍中器甲充足。從朔方到云中廣袤數(shù)千里，王忠嗣在險要處構筑城堡，可以瞭望偵探到很遠的地方。
【評析】
《新唐書》是又一部系統(tǒng)記錄唐朝歷史的紀傳體史書，亦被列入正史之列。該書撰于北宋仁宗嘉祐年間，比《舊唐書》晚出世一個多世紀。該書全面繼承了《史記》《漢書》的編纂體例，使紀傳體史書體例自《三國志》以后再度完備起來，故該書在正史中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
從《新唐書》可以看出，編纂者們的真實指導思想是要在總結(jié)唐代歷史的過程中，既要揚其善以垂勸誡，又要暴其惡動人耳目，而這一指導思想反映在文字形式上即崇尚“《春秋》筆法”，弘揚所謂的“道統(tǒng)”，使其書真正收取到“垂勸誡，示久遠”的功效。
首先，在揚善以垂勸誡方面，如前所述，《新唐書》在類傳分目時，將“忠義列傳”的位置提前，并創(chuàng)立“卓行列傳”，再繼以“孝友列傳”，向人們展示出處世根本原則，即為臣者要盡忠，為子者須盡孝，處世必得有節(jié)有義，忠、孝、節(jié)、義四者排列成序，其封建倫常道德也就“正統(tǒng)”得可以了。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列傳的內(nèi)容里比起《舊唐書》有了更大的改動?！杜f唐書》的“忠義列傳”只是記敘其人“殺身成仁，臨難不茍”，而于其他的事跡上強調(diào)若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而不必愚忠于一朝。對此《新唐書》在“忠義列傳”的序文中針鋒相對地指出，為臣者必須“終始一操”。再如在“孝友列傳”上面，《舊唐書》寫孝友，是“善父母”、“善兄弟”者可以“移于君”“施于有政”，強調(diào)為君者的自身修養(yǎng)，而《新唐書》則突出地說明“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從，其失則以法繩之”，強調(diào)的是“以其教孝而求忠”的原則?？傊?，《新唐書》旨在通過對唐代歷史的總結(jié)，告喻封建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們要高舉封建倫理的大旗，勸獎忠孝節(jié)義的人與事，以此來維護既有的封建統(tǒng)治秩序。
其次，在暴惡動人耳目方面，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新唐書》編纂時新增立藩鎮(zhèn)、奸臣、叛臣、逆臣四個類傳。并在排目時將外戚、宦官、酷吏與藩鎮(zhèn)等四類傳放在一起，又將奸臣、叛臣、逆臣三類傳放在全書最末的位置上，意在讓這些“產(chǎn)亂取亡”的“禍根”得到充分的暴露，以此來“動”世人之“耳目”。在《新唐書》編纂者看來，唐代的外戚、宦官對于天下的治理都起過極為惡劣的壞作用，是唐代“產(chǎn)亂取亡”的“禍根”之一。故此必須予以暴露。這種“暴惡”應該說還是取得了一定的社會成效的，終宋一代，就沒有發(fā)生過外戚、宦官干亂朝政的事件。至于藩鎮(zhèn)，在唐代中后期分地割據(jù)，胡作非為，“護養(yǎng)孽萌，以成禍根”?！杜f唐書》對此則分散于諸臣列傳之中，人們不易看清藩鎮(zhèn)發(fā)展的脈絡和對唐代統(tǒng)治的危害作用，《新唐書》將它們集中在一起進行歷史大曝光，其借鑒作用十分明顯。對于奸臣、叛臣和逆臣，《新唐書》不僅單獨列傳，將這些他們認為的“丑類”逐一排隊，而且其內(nèi)容的篇幅甚大，這三類傳共為三卷七篇，所記人物達三十余人之多。將這些造成唐代滅亡的“罪首”放在最為顯著的位置上——全書之末，確實能夠“動人耳目”。為了讓后世犯上作亂者有所“懼”，《新唐書》全書貫徹著“《春秋》筆法”。不僅“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而且在列傳中也嚴格地“遵守古訓”，“不敢妄作聰明”。
為了宣揚“道統(tǒng)”，堅持儒家封建倫常的“正宗”，《新唐書》在編纂過程中還在“明王道”的同時力排佛、老之學及提倡佛、老的人物。如在《太宗皇帝本紀》中，就在肯定李世民的文治武功的同時，批評他“牽于多愛，變立浮屠”。再如對《舊唐書》所立的玄奘、神秀、慧能、僧一行等佛教徒的傳記，全都刪而不錄。同理，對于土生土長的道教，《新唐書》同樣持批判態(tài)度，如指責毀佛信道的唐武宗是“庸夫”。
《新唐書》撰成于北宋嘉祐年間，修成上奏后很快就刊印，這就是后世所稱的“嘉祐本”（又稱“十四行本”）。后來北宋時期又有過多次刊刻，如“十六行本”等。其時統(tǒng)稱《唐書》，無新、舊之分。至南宋時期，又有“十行本”與閩刻“十行本”等行世。元代刊印“十七史”時，《新唐書》亦在其中。明代有三種刻本，一是成化年間南京國子監(jiān)刻本（南監(jiān)本），一是萬歷年間北京國子監(jiān)刻本（北監(jiān)本），再是毛晉汲古閣刻本。上述刻本，仍然沿用《唐書》之名，而未冠以“新”。至清代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翻刻“廿四史”時，為了區(qū)分兩部《唐書》，才正式將宋祁、歐陽修等編纂的《唐書》定名為《新唐書》，而將劉昀的《唐書》命名為《舊唐書》，自此而降，其書名沿稱至今。武英殿刻本通常稱為“殿本”。這種版本附有宋人董沖的《唐書釋音》二十五卷及考證。后來此版本多有影刻、翻刻、排印、縮印。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匯集了流傳的宋刻本，包括影印北宋嘉祐十四行本，殘闕之處則以北宋十六行本、南宋十行本相關內(nèi)容補入，刊印成“百衲本”。1975年2月，以“百衲本”為基礎，參校北宋閩刻十六行本、南宋閩刻十行本、毛晉汲古閣本、清武英殿本及浙江書局本等，中華書局印行了校點本《新唐書》，這就是目前見到的有標點的《新唐書》。
在深入研究唐代歷史時，必須了解前人對《新唐書》不足之處的批評和考證。在此尤其要注意宋哲宗時期訂正的《（新唐書）糾謬》?！叮ㄐ绿茣┘m謬》二十卷，分為二十目，分門別類地就《新唐書》中一些問題，進行了“質(zhì)正”，所論內(nèi)容計達四百余事。這是第一部考訂研究《新唐書》的重要參考書?？虝皇蔷汀缎绿茣纷陨怼白韵噘|(zhì)正”，而未以他書“考證”，故在參考時亦加留心用意。全書所質(zhì)正內(nèi)容為：以無為有、似實而虛、書事失實、自相違舛、年月時世差互、官爵姓名謬誤、世系鄉(xiāng)里無法、尊敬君親不嚴，紀志表傳不符、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載述脫誤、事狀重復、官削而反存、當書而反缺、義例不明、先后失序、編次未當、與奪不常、事有可疑、字書非是等二十門類。正如前述，《新唐書》兩位“刊修”直至書成并未見一面，如此情況，自然使該書存在種種不足，諸如重復、繁贅、缺遺、矛盾等等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