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 李淵起兵
【原文】
十三年，為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將高君雅為副①。群賊蜂起，江都②阻絕，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③，勸舉義兵。俄而馬邑校尉劉武周據(jù)汾陽宮舉兵反④，太宗與王威、高君雅將集兵討之。高祖乃命太宗與劉文靜及門下客長孫順德、劉弘基各募兵⑤，旬日間眾且一萬，密遣使召世子建成及元吉于河東⑥。威、君雅見兵大集，恐高祖為變，相與疑懼，請高祖祈雨于晉祠⑦，將為不利。晉陽幺長劉世龍⑧知之，以告高祖，高祖陰為之備。五月甲子，高祖與威、君雅視事，太宗密嚴兵于外，以備非常。遣開陽府⑨司馬劉政會告威等謀反，即斬之以徇⑩，遂起義兵。
《舊唐書·高祖本紀》
【注釋】
①“郡丞”句：郡丞，官名，為郡守屬官，輔佐郡守。武牙郎將，武官名。
②江都：郡名，在今江蘇揚州市，隋煬帝曾建行都于此。
③“太宗”句：太宗，即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唐高祖李淵次子，在位二十三年。晉陽，地名，故城在今山西太原市。劉文靜，唐武功人，字肇仁，隋末為晉陽令，與太宗友善，共定計起兵。高祖即位，擢納言，授民部尚書。
④“俄而”句：馬邑，地名，今山西朔縣。校尉，武官名。劉武周，唐景城人，隋大業(yè)末斬鷹揚太守仁恭，自為太守，后歸突厥，唐武德年間突厥殺之。汾陽宮，隋煬帝建。在今山西靜樂縣東北一百六十里的管涔山上。
⑤“高祖”句：高祖，唐高祖李淵（566—635年），唐王朝的建立者，在位九年遜位。長孫順德，長孫無忌族叔，李世民妻堂兄，初仕隋，素為高祖所親厚。太宗起兵，從征累有功，進左驍衛(wèi)大將軍，封薛國公，貞觀中召為澤州刺史，為政以德。以嚴明稱，遂為良吏。劉弘基，唐池陽人。從高祖舉兵太原，有軍功，累封夔國公，卒謚襄。
⑥“密遣使”句：建成，即李建成，唐高祖長子，小字毗沙門，荒色嗜酒，畋獵無度。高祖即位，立為皇太子，“玄武門兵變”為李世民所殺，謚隱。元吉，即李元吉，唐高祖四子，小字三胡，封齊王，“玄武門兵變”為李世民所射殺，貞觀中追封巢王，謚刺。河東，山西省境內(nèi)黃河以東地區(qū)。
⑦晉祠：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懸亳山麓，為周初唐叔虞始封地，原有祠。北齊天統(tǒng)年間改為大崇皇寺，后復原名。貞觀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御制晉祠之銘，立碑于祠。
⑧劉世龍：隋大業(yè)末為晉陽鄉(xiāng)長。
⑨開陽府：在今山西省臨沂縣北。
⑩徇：向眾宣示。
【譯文】
隋大業(yè)十三年（617年），（李淵）為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將高君雅為副留守。（這時，）群賊蜂擁而出，江都阻絕不通，唐太宗與晉陽縣令劉文靜謀劃，勸（李淵）發(fā)動起義之兵。不久，馬邑縣校尉占據(jù)汾陽宮起兵謀反，唐太宗與王威、高君雅準備集結(jié)軍隊前往征討。唐高祖命令唐太宗與劉文靜及門客長孫順德、劉弘基分頭招募兵士，十天之內(nèi)募兵近一萬，（隨后，）秘密派遣使者招回鎮(zhèn)守河東的世子李建成、李元吉。王威、高君雅看到兵眾結(jié)集完畢，恐怕高祖生變，互相猜疑、懼怕，于是請高祖在晉祠祈雨，準備刺殺高祖。晉陽鄉(xiāng)長劉世龍得知后，將（王威、高君雅的計劃）密告高祖，高祖秘密做好了應變準備。五月甲子日，高祖與王威、高君雅商討政事，太宗秘密伏兵在外面，以防備突發(fā)變故，又派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告發(fā)王威等謀反，隨即斬王威、高君雅示眾，于是便發(fā)動義兵。
【評析】
《舊唐書》是五代時期官修的一部紀傳體唐史。該書完成于五代后晉開運二年（945年），至宋代歐陽修、宋祁等新撰的《唐書》問世，為了區(qū)別兩者，故稱此書為《舊唐書》，而稱新撰的《唐書》為《新唐書》。
《舊唐書》編纂于五代時期的后梁、后唐、后晉三朝。其編纂歷程大致經(jīng)歷了史料的搜集和史書的纂修兩大階段。
早在后梁末帝朱瑱龍德元年（921年），史館宰臣即奏請末帝下制正式搜集唐代史料。兩年后（即923年），后梁亡國，但史料搜求征集工作在后唐時期并未中斷。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都宮郎中庾傳美被任命為三川搜訪圖籍使，專程前往蜀地收集到自唐高祖至代宗九代皇帝的實錄及雜書千多卷。這九帝實錄對當時后唐史館“煨燼無幾”的唐代史料來說，“甚濟其闕”。明宗長興二年（931年），崔木兌核奏請“特命購求”唐宣宗以下數(shù)朝野史，得到了明宗的準可。第二年五月，史館又奏請加緊搜集“四朝”史料，并特地要求對兩浙、福建、湖廣等地頒行詔旨，加緊“采訪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以及“運朝日歷、除目、銀臺事宜、內(nèi)外制詞、百司沿革、簿籍”等史料。與之同時，史館工作官吏也在準備著纂修工作。但一年后，明宗去世，越兩年，后唐亡國。
現(xiàn)行《舊唐書》為二百卷，其中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由于資料來源等因素的影響，該書從整體上看，是前詳后略、前密后疏。概而觀之，代宗以前有韋述等《唐書》一百三十卷為基礎，記敘比較詳細有條理；德宗至武宗只有實錄作為主要資料來源，記敘則剪裁不夠；宣宗之后因無實錄可依，僅靠搜訪遺文和耆舊傳言，故抵牾、遺漏、謬誤之處甚多。這種狀況，本紀、志、列傳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舊唐書》的本紀部分，計二十卷約三十萬字。其中高祖至代宗本紀，基本抄錄于吳兢、韋述等《唐書》的本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yōu)橹袊鴼v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同樣作了本紀。德宗至文宗本紀，根據(jù)相關實錄增削而成，且哪位皇帝的實錄卷數(shù)多，則其本紀篇幅也相應較大，反之則較小。武宗以下諸帝本紀，大體采用賈緯的《唐年補遺錄》，其中宣、懿、僖三宗本紀因史料不足故甚為粗疏，而昭宗與哀帝本紀因五代距其時甚為密切，資料采集較多，故記敘稍詳。在本紀分卷方面，《舊唐書》并無統(tǒng)一標準，或獨自為篇，各為一卷，如高祖、武后、肅宗、代宗、穆宗；或則同一皇帝本紀分為上、下兩篇，如太宗、高宗、玄宗、德宗；或兩人合篇為一卷，如中宗與睿宗；或?qū)⑼蝗朔肿魃稀⑾聝善?，但又將其拆開分卷，如憲宗本紀為上、下篇，上篇與順宗合為一卷，下篇又單獨成卷。文宗亦為上、下篇，上篇與敬宗合為卷十七上，下篇獨自為卷十七下；或則各自為篇但又合而為卷。如武宗以下各帝即是。這種情況在列傳中也有反映，故此人們在統(tǒng)計《舊唐書》的卷數(shù)、篇目時，往往出現(xiàn)歧誤。
《舊唐書》成書以后，計為十一志，共三十卷。其中《禮樂志》七卷，其內(nèi)容記高祖至玄宗之禮儀甚詳，肅宗、代宗時近二十事，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及武宗七代禮儀約五十事，宣帝以降五帝禮儀僅五事?！兑魳分尽匪木?，同樣以玄宗以前為詳，肅、代以后漸至減少，自穆宗以后，有的僅存樂名，有的連樂名也不見載?！稓v志》三卷，主要記錄高祖時的《戊寅歷》、高宗時的《麟德歷》和玄宗時的《大衍歷》，對玄宗以后的《至德歷》（肅宗朝）、《五紀歷》（代宗朝）、《正元歷》（德宗朝）、《觀象歷》（憲宗朝）等雖然提及，但都“略而不載”?！短煳闹尽范?，有的只記玄宗以前的內(nèi)容，如“黃道游儀”制度等，有的則記至武宗時為止，如“災異編年”，宣宗以后的內(nèi)容，該志沒有多少反映?！段逍兄尽芬痪?，所記事例分別斷至武宗“會昌”年間、宣宗“大中”年間和昭宗“大順”年間?！兜乩碇尽匪木?，所敘內(nèi)容，憲宗元和年間之后大多“莫可詳知”，間或有敘述至宣宗時期的文字?！堵毠僦尽啡?，以《唐六典》為基礎，依據(jù)代宗永泰二年官品為基準，敘述職官沿革，代宗以后，以德宗一朝的變革補入較多，宣宗以后，有關職官略有記錄?！遁浄尽芬痪恚旧弦孕跁r期為下限。《經(jīng)籍志》四卷，僅收開元（玄宗年號）時期，即“據(jù)開元經(jīng)籍為之志”，天寶（亦為玄宗年號）以后的撰著，雖說時人“多有撰述”，但“以后出之書”，故編纂者“小欲雜其本部”，“此并不錄”，一概歸附各人本傳之中?！妒池浿尽范?，與其他各志“前詳后略”的特點有所不同，除了田制、租庸調(diào)制，其他的內(nèi)容反倒以代宗至宦宗時期詳于玄宗及其以往?！缎谭ㄖ尽芬痪?，基本上表現(xiàn)為一部唐代修定刑律的編年記錄，武宗以前于修定律令格式外，尚涉及到刑獄的具體內(nèi)容，而敘及宣宗，僅記大中年間所修刑法書名，其內(nèi)容則不著一字。總體來看，“志”這一部分，突破了趙瑩等人最初擬定的框架，尤其《食貨志》對后世修史影響較大?！妒池浿尽返男蛭呐c正文之間的照應史的撰寫提供了樣板。雖則如此，“志”這一部分除《食貨志》外，依然表現(xiàn)出前詳后略的特征。
《舊唐書》的“列傳”，除去重復人物外，包括附傳人物共計列傳一千八百二十多人，此外尚為周邊政權四十五人作傳。這眾多人物列傳，一是主要取材于吳兢、韋述的《唐書》。凡《唐書》有傳者，《舊唐書》即以其為基礎，或直接抄錄，或略加刪改。故此人們從《舊唐書》的列傳中，常見有“史臣韋述曰”的字樣。二是韋述《唐書》之后的人物，大多根據(jù)實錄的內(nèi)容來剪裁編排，有的則整個人物傳記照實錄全文移至《舊唐書》，或補充《舊唐書》。三是《唐書》與實錄均無記述的人物，全靠編纂者們對史料的搜集功夫了。其材料來源之途徑頗為繁雜，諸如家史、家譜、雜史、小說、文集、口傳等。整體而論，《舊唐書》列傳這一部分，所收人物極為廣泛，且對一些人物（包括“本紀”中的人物）的論、贊，頗有“極佳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舊唐書》）。在人物取材方面，從吳兢、韋述《唐書》中所得材料甚多，故此后人在刊行《舊唐書》時特地強調(diào)了吳兢、韋述、令狐垣三人在“作唐史”方面的歷史功績（參見楊循吉《重刻（舊唐書）序》）。
對于《舊唐書》，史家屢屢指出其史料之價值。該書編成后不及兩年，后晉亡國，所以它在對唐代史料的匯集和保存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鑒》時，即看到了它的史料價值，對唐代史事的敘述即取材此書而不用《新唐書》。然而，這本史學著作問世后，受到了長期冷遇。
早在宋代，人們就批評《舊唐書》的纂修“紀次無法”，認為此書“不可以垂勸誡、示久遠”，故此宋代又重新編寫了一部唐史（即《新唐書》）。宋人所編的《新唐書》問世后，《舊唐書》漸至被世人束之高閣而幾不問津。
到了清朝初年，人們開始重新認識和評價《舊唐書》。顧炎武對此書曾作過客觀的評價，認為此書的缺點是“頗涉繁蕪”，長處是“事跡明白，首尾該瞻”，不用《新唐書》“亦自可觀”。到乾隆四年（1739年），《舊唐書》終于被列為“正史”中，并以聞人詮刻本為底本重刊于武英殿，是為“殿本”。至咸豐、同治、光緒時，又相繼屢有刻本?，F(xiàn)行的《舊唐書》（中華書局點校本），即參校了前人的諸種刻本，以及前人對該書的考訂成果，并做了標點工作，成為目前最為通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