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的孫子司馬炎完成了統(tǒng)一三國大業(yè)，還建立了晉朝，可能在這之前誰都沒想到三國最后的贏家竟然會是司馬家的人。但是晉朝卻把整個中原帶入到了一個最黑暗的時期，就是后來發(fā)生的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了，導致整個中原沒有一片安詳之地，到處都在打仗像是回到了戰(zhàn)國時期一樣。那到底是誰引起的五胡亂發(fā)呢?司馬懿到底需不需要為發(fā)生這樣的事負責任呢?

這是一個老問題了，《軍師聯(lián)盟》播出的時候，已經(jīng)有人罵了一波司馬家了，言之鑿鑿地痛斥司馬懿應該為“五胡亂華”中喪生的華夏兒女負責。

不過，這話到底靠不靠譜呢?

還是先看下原問題：

為什么說五胡亂華這一場悲劇，罪魁禍首就是司馬懿?

這條出自網(wǎng)友的問題指向性夠明顯的，基本上已經(jīng)把司馬懿先期釘在恥辱柱上，唾上三天的痰了，但是三解，還是得好好拆解一下。

回答如下：

這個設(shè)問邏輯，其實就是“安史之亂的罪魁禍首是唐太宗李世民”、“鴉片戰(zhàn)爭慘敗的罪魁禍首是努爾哈赤”或者說，“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是朱元璋”，為啥?因為制造這些悲劇的都是他們的后人啊。

這么延展一下，可能有朋友要笑了，其實一點都不可笑，因為這種邏輯在我們討論歷史問題時無比常見，也就是“找罪犯”，安排一個責任人，這個責任人未必真的切實相關(guān)，但是得耳熟能詳。

一般來說，知道西晉的開國君主是晉武帝司馬炎的，已經(jīng)比知道司馬懿的少了，能把八王之亂的一群司馬家藩王名字對得上的，就更是少之又少，既然《三國演義》流行，那么，司馬仲達就給你的一干子孫背背鍋吧……

再進一步來說，對于很多觀者而言，強漢、三國的馬蹄聲仍在耳畔，五胡的屠刀就落在了中原，實在讓他們感情上無法接受，既然我們2000年來一直是先進的、強大的，為什么會這么“弱”?

為了把“弱”這個結(jié)論排除掉，近代史上最流行的“抓漢奸”游戲，就必須要上演，所謂主流是好的，可惜領(lǐng)頭兒的是蠢蛋……

其實，五胡亂華的結(jié)果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

北方、西方少數(shù)民族的內(nèi)附，并不是自西晉開始的，而是從西漢、東漢時代已經(jīng)開始了。

首先是南匈奴的內(nèi)附，長期居于并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

其次是羌人，東漢永和六年，“東、西羌遂大合?！边@個大合的時代，是在東漢順帝治下，公元141年。

對于東西羌的定義，胡三省注《資治通鑒》說：

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

上述的郡名，都是正經(jīng)的“漢郡”，可不是塞外之地。

羌人的折騰，甚至還要上溯30多年，在東漢安帝永初二年(108年)，先零別種滇零稱天子于北地，滇零“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眾遂大盛”。

永初五年(111年)“羌既轉(zhuǎn)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nèi)郡人，并無戰(zhàn)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fā)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qū)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仆妾，喪其太半?！?/p>

這說的是為了躲避羌人的侵襲，東漢朝廷干脆遷徙了隴西郡、安定郡、北地郡和上郡的郡府所在地，而其遷徙的目的地，襄武是在隴西境內(nèi)，美陽、池陽、衙都在三輔境內(nèi)。

所謂三輔就是漢代關(guān)中的行政區(qū)域——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已經(jīng)算是關(guān)中的核心區(qū)域了。

然而，在羌人的遷徙進攻之下，東漢朝廷只能一步步地退卻。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

很簡單，打不過。

東漢王朝并不是不想雄起，但是前后數(shù)次的平羌戰(zhàn)爭，耗費了數(shù)以十億計的錢財，結(jié)果也不過是遏制了羌人種落由農(nóng)牧分界線(長城線)向內(nèi)的遷徙進攻，這種軍事上的形勢，有多方面的成因。

既有東漢王朝統(tǒng)治中心東遷，關(guān)中地區(qū)相對空虛的因素;也有政治、軍事制度變遷，守內(nèi)虛外的不足;更有氣候變冷導致的求生瘋狂，以及農(nóng)業(yè)區(qū)域逐步南移的迫不得已。

不過無論如何，這個進程到三國時代也沒有完結(jié)，反而由于各個割據(jù)勢力互相殘殺過程中造成的編戶齊民的減少和地方的殘破，而給這些胡族的遷移帶來了更多的便利條件，甚至還有主動招引各胡族部落進入中原參戰(zhàn)的。

此時出現(xiàn)在中原爭霸戰(zhàn)爭中的胡族，就至少有匈奴兵、鮮卑兵、烏桓兵和羌兵、氐兵，除了羯人仍舊在南匈奴的統(tǒng)治下作為附庸低頭為奴為婢，其余的種落，都在一步步向中原進發(fā)，并逐步學習了南方的文明。

到了西晉時，晉人江統(tǒng)在其《徙戎論》中曾驚嘆：

關(guān)中之人百余萬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

這個結(jié)果，不是司馬家變出來的，而是漢末的爭霸戰(zhàn)爭殺出來的。

實事求是講，關(guān)中只有百余萬口，已經(jīng)是很驚悚的事情了，在西漢末年，僅僅長安和幾個陵縣周邊，就不止這些人口，而其中竟然還有一半的戎狄外族，就更是在地廣人稀之上增加了新的困境。

這樣的人口背景下，胡人種落以部落為單位的社會單元，至少在武力上，終于對地方上的諸夏人群形成了實質(zhì)性的威脅。

試想，所謂的“塢堡”部曲只不過是聚集幾千農(nóng)夫自保，其中真正合格的軍人，可能連百分之一都沒有，也就是只有幾十人的核心武力，而一個胡族部落，其部落武士通過擄掠的補充，合格士兵比例要遠遠高于聚族而居的晉人。

在此條件下，胡族終于有資格成為與朝廷爭奪人戶控制權(quán)的“競爭者”。

我們知道，晉朝的軍事制度，脫胎于曹魏，曹魏的中外軍、士家制度，歸根結(jié)底就是一套“國家部曲”制。

世襲的兵戶就是皇帝、國家的“私兵部曲”，在削除地方的州郡兵權(quán)后，以“專職”的兵戶來維持國家的國防。這部分“國家部曲”在“八王之亂”中屢屢卷入，最終自我消耗，無力對抗北方蠻族的躍馬彎刀，這個責任，確實是要司馬家的諸位“野心家”來負。

但是更重要一點是，無論是匈奴漢的劉淵，還是后來的羯人的后趙，乃至于前秦、北魏，其崛起都不單單靠著騎馬的本部族兵，而仰賴于當時仍在北方的漢人家族支持。

無論他們是寒素出身也好，是累代公卿也罷，都是他們構(gòu)成了這些“亂華”的霸史的基石，比如后趙石勒、石虎部下出身乞活軍的李農(nóng)，冉閔等人，謀士張賓、程瑕等人，比如前秦苻堅部下的王猛，比如北魏的三朝元老崔浩等等。

這些漢人士人為了改變命運，一展抱負而屈身事胡，也賴不著司馬懿，畢竟就算是文景之治的時候，漢朝也能出中行說這樣的漢奸……而這些胡人政權(quán)如果只靠著本族武力和財力，也根本不可能問鼎中原，更沒法最終建立政權(quán)。

在很多人的腦中都有一個錯誤概念，就是敢殺人者得天下，或者說，五胡就是靠著敢于吃人的殘忍才亂了“華”。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從來不缺類似的“獸軍”，在隋末有吃人魔王朱粲，唐末有搗人為肉餅的黃巢，元末用鐵刷子刷人的“淮右軍”，就連明末在登州反叛的東江兵，據(jù)守錦州的祖大壽，都沒少吃人，真成氣候，得天下，靠這種彌漫著流氓無產(chǎn)者氣息的殘忍，是遠遠不夠的。

真正的力量是政權(quán)組織的力量，誰能快速地化家為國，化部為國，誰才能掌握這股真正強大的力量，而五胡亂華的十六國更迭，恰恰是因為他們走向了文明，而不是依賴著低檔次的野蠻。

這種文明的輸出和士人的賣身投靠，也可以說是西晉的門第制度扼殺了人才的上升通道……可它是從曹魏那兒繼承來的啊……難道各位還要再追著罵一罵曹丞相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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