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說一個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經(jīng)歷許多艱難困苦的磨煉，只有經(jīng)歷艱難困苦，經(jīng)風(fēng)雨，見世面，才能鍛煉意志，增長才干，擔(dān)當大任。

安逸享樂，在溫室里成長，則不能養(yǎng)成克服困難，擺脫逆境的能力，會在困難面前束手無策，遇挫折、逆境則消沉絕望，往往導(dǎo)致滅亡。所以他得出結(jié)論：“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

文章一開頭并沒有正面提出任何觀點，而是一口氣列舉了虞舜、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賢從貧賤中發(fā)跡的例子。

這六個人的共同特點是他們在擔(dān)當“大任”之前，都曾飽經(jīng)憂患，經(jīng)歷過坎坷艱難的人生歷程。

正因為付出了非同尋常的代價，這些圣賢才能“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業(yè)。所以這后面的結(jié)論又倒過來說明了這六位圣賢成功的原因。

“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為使動句。動心，使心驚動。忍性，《孟子正義》釋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

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為任性。孟子主張性善，仁義禮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為己任也?！霸嫫渌荒堋?，使他們增加了做本來不能做的事的能力。

命運的挫折，身心的磨難，不但沒有使他們屈服，反而磨礪他們的人格，增長他們的才干，使他們變得更加成熟，最終成為歷史上的杰出人物。

由此推論，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個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練他的意志，鍛煉他的筋骨，還要讓他經(jīng)受缺吃少穿、窮困潦倒之苦。

這樣，才能使他適應(yīng)各種艱苦的生活，為將來的建功立業(yè)奠定堅實的基礎(chǔ)。

接著，孟子進一步指出：“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fā)于聲，而后喻?！?/p>

這寫的是生于憂患。這是一個并列復(fù)句，每個分句前半寫“憂”，后半寫“生”。人在客觀世界中，不能無過，有過能改，就求得了“生”。

能改是一種境界，這種境界是指人的主觀世界在客觀世界中取得了相對的自由。能改，不僅指人在道德品質(zhì)上符合了仁義禮智信的要求，還指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水平、創(chuàng)造能力得到了提高與發(fā)揮。

一個“能”是人的愿望、決心與主觀能動性的體現(xiàn)。人的一生常常會因為主觀愿望與客觀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觀學(xué)識品行才能與客觀處境的矛盾而憂心忡忡，內(nèi)心充滿苦惱壓抑與困惑，思慮阻塞不暢。

但是人也正是憂患困境中磨練了意志、提高了認識、超越了自我奮發(fā)而有所作為。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客觀世界常常引起人們喜怒哀樂好惡憂懼等感情，他們被這些感情所困擾。

表露在臉色上與語言中，然后得到別人的同情與理解。

入就在這種與憂患的斗爭中，找到了“生”的方式與途徑，獲得了“生”的意義與價值．，取得了“生”的信心與自由，這就是生于憂患的含義。

“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說物質(zhì)上的憂患，這一層主要講的是精神上的憂患。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寫的是死予安樂。如果在內(nèi)沒有能干的大臣時時注意修明法度，沒有敢于直諫的賢士處處提醒國君。

在外又沒有足以與自己的國家抗衡、對自己的國家構(gòu)成威脅的敵國，那么在這種寬松平和的國度里，國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樂(他既不需文韜，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

而安樂的結(jié)果也往往就是國家的滅亡，這就是“死于安樂”的含義。

憂患可以使人發(fā)奮，安樂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順境中滅亡，這就是人生的辯證法，這就是生活的哲理。

這也是孟子作為孔子之后又一個儒學(xué)大師所提出的體現(xiàn)儒家奮發(fā)有為、積極用世思想的著名論斷。

富貴福澤可以使我們生活得更好，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也是人們追求的愿望。貧賤憂戚，則是人們所不愿接受的。但張載卻說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幫助你取得成功的機會。

人們都希望一帆風(fēng)順，萬事如意，孟子卻說 “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人們不愿貧賤憂戚，張載卻說這是“玉汝于成”，幫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著深刻哲理，體現(xiàn)了中國人的人生智慧。

它告訴我們一個真理：人生不是康莊大道，總是會遇到種種艱難曲折，要在不斷經(jīng)歷失敗和挫折，不斷克服困難的奮斗中前進。

正是這樣的人生智慧，指引人們把困難和逆境看作激勵自己奮進的動力，自覺地在困難和逆境中磨煉自己，愈挫愈奮，不屈不撓地去爭取勝利，養(yǎng)成了中華民族不畏艱險，自強不息的精神。

一部中國歷史，處處滲透著這種精神。司馬遷在蒙受宮刑的奇恥大辱的情況下，發(fā)奮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記》。

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報任安書》中，曾列舉了許多先賢在逆境中奮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寫了《離騷》；

左丘明雙目失明，著了《國語》；孫子受了臏腳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說，所有這一切，都是先賢在困厄中發(fā)奮作出的業(yè)績。

司馬遷正是以此激勵自己，繼承這種精神，完成了撰寫《史記》的偉業(yè)。

牢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真理，提倡自覺磨煉的精神，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只有自覺經(jīng)受艱難困苦的磨煉，才能擔(dān)當起迎接偉大民族復(fù)興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將排比、對偶夾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對于同一論題，采用一連串整齊的句式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說明。

有如干流萬壑、一時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瀉千里、不可阻擋的氣勢。

《舜發(fā)》開頭，運用歸納椎彈的方式．一口氣舉了六個圣賢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組結(jié)構(gòu)相似、意義相關(guān)的排比句，這就從數(shù)量上予以強調(diào)，說明了“生于憂患”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xiàn)象，給讀者以深刻印象。

接著又用排比句極力鋪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對人們的磨練與考驗，反襯了圣賢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進一步說明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道理。

《舜發(fā)》幾乎通篇用排比，從語義上說，以簡練的語言表達了豐富內(nèi)容；從語氣上說，加強了語言氣勢和感情色彩；從語形上看，給人以整齊對稱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