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紹】

《朋黨論》是歐陽修在1044年(慶歷四年)向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被評為是歐陽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運動中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漢語言文學傳世的政論散文中，也是最好的文章之一。該文實踐了歐陽修“事信、意新、理通、語工”的理論主張。通篇對比，很有特色。

【原文】

朋黨論

作者：[北宋]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2]。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3]，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4]，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5]，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jié)。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6]，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7]，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8]。舜佐堯，退四兇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9]，更相稱美，更相推讓[10]，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稌穂11]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12];周有臣三千[13]，惟一心?！奔q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14]。后漢獻帝時[15]，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16]，目為黨人[17]。及黃巾賊起[18]，漢室大亂，后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19]，及昭宗時[20]，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21]?！倍扑焱鲆?。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22]，而稱舜為聰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23]。

嗟呼!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24]!

【注釋】

[1] 本篇選自《歐陽文忠公集》，《歐明修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是宋仁宗時歐陽修為駁斥保守派對革新派的誣隱而寫呈仁宗的。

[2] 惟：只。幸：希望。

[3] 大凡：大體上。道：一定的政治主張或思想體系。

[4] 黨引：勾結(jié)。

[5] 賊害：殘害。

[6] 之：指代上文的“道義”、“忠信”、“名節(jié)”。修身：按一定的道德規(guī)范進行自我修養(yǎng)。濟：取得成功。

[7] 共(gōng公)工兜(huán歡dōu都)等四人：指共工、兜、鯀(gǔn滾)、三苗，即后文被舜放逐的“四兇”。

[8] 八元：傳說中上古高辛氏的八個才子。八愷：傳說中上古高陽氏的八個才子。

[9] 皋(gāo高)、(kú葵)、稷(jì記)、契(xiè謝)：傳說他們都是舜時的賢臣，皋掌管刑法，掌管音樂，稷掌管農(nóng)業(yè)，契掌管教育?！妒酚洝の宓郾炯o》載：“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

[10] 更(gēng耕)相：互相。

[11] 書：《尚書》，也稱《書經(jīng)》。

[12] 惟：語氣詞，這里表判斷語氣。

[13] 周：指周武王，周朝開國君主。

[14] 用：因此。

[15] 后漢獻帝：東漢最后一個皇帝劉協(xié)。逮捕，囚禁“黨人”應是桓帝、靈帝時的宦官所為。

[16] 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東漢桓帝時，宦官專權(quán)，一些名士如李膺等二百多人反對宦官被加上“誹訕朝廷”的罪名，逮捕囚禁。到靈帝時，李膺等一百多人被殺，六、七百人受到株連，歷史上稱為“黨錮之禍”。

[17] 目：作動詞用，看作。

[18] 黃巾賊：此指張角領導的黃巾軍?！百\”是對農(nóng)民起義的誣稱。

[19] 朋黨之論：唐穆宗至宣宗年間(8[21]-8[59]年)，統(tǒng)治集團內(nèi)形成的牛僧孺為首的黨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朋黨之間互相爭斗，歷時四十余年，史稱“牛李黨爭”。

[20] 昭宗：唐朝將要滅亡時的一個皇帝。殺名士投之黃河本發(fā)生于唐哀帝天佑二年，哀帝是唐代最后一個皇帝。

[21] “此輩清流”兩句：這是權(quán)臣朱溫的謀士李振向朱溫提出的建議。朱溫在白馬驛(今河南洛陽附近)殺大臣裴樞等七人，并將他們的尸體投入黃河。清流：指品行高潔的人。濁流：指品格卑污的人。

[22] 誚(qiào俏)：責備。

[23] 厭：滿足。

[24] 跡：事跡。

【譯文】

臣聽說關(guān)于“朋黨”的說法是自古就有的，只希望吾君能辨識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罷了。大體說來，君子與君子，是以理想目標相同結(jié)成朋黨;小人與小人，以暫時利益一致結(jié)成朋黨。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呵。

然而臣又認為小人沒有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這是什么緣故呢?(因為)小人所喜的是利祿，所貪的是貨財。當他們利益一致的時候，暫時互相勾結(jié)而為朋黨，這種朋黨是虛偽的。等到他們見利而各自爭先，或者到了無利可圖而交情日益疏遠的時候，卻反而互相殘害，即使對其兄弟親戚也顧不得。所以臣認為小人無朋黨，他們暫時為朋黨，是虛偽的。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所依據(jù)的是道義，所奉行的是忠信，所愛惜的是名譽和節(jié)操。用它們來修養(yǎng)品德，則彼此目標相同又能夠互相取長補短;用它們來效力國家，則能夠和衷共濟，始終如一，這就是君子的朋黨。所以做君王的，只應該廢退小人虛偽的朋黨，而任用君子真正的朋黨，只有這樣，才能天下大治。

堯的時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黨，君子則有八元和八愷共十六人為一朋黨。舜輔佐堯，廢退四兇小人的朋黨，進用八元八愷君子的朋黨，堯的天下得以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廷之上，彼此遞相稱美，互相推舉謙讓，共二十二人為一朋黨，舜一一任用他們，天下也得以大治?！渡袝飞险f：“紂有臣億萬，便有億萬條心;周有臣三千，卻只是一條心?！奔q的時候，億萬人心各不相同，可說是不成其為朋黨了，然而紂卻因此而亡國。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結(jié)成一個大朋黨，但周卻因此而振興。東漢獻帝時候，把天下所有名士都看成黨人而予以囚禁，直到黃巾軍起來，漢室大亂，這才悔悟，把黨人都予釋放，可是局面已經(jīng)無法挽救了。唐朝晚年，又逐漸興起朋黨的說法，到昭宗時，把在朝名士都殺了，有的還被投到黃河里，說是“這些人自稱清流，可以投他們到濁流里去(讓他們變成濁流)”。然而唐朝也即隨之滅亡了。

那些前代的君主，能讓人人各懷異心不結(jié)朋黨的，莫過于紂;能禁止、斷絕好人結(jié)為朋黨的，莫過于漢獻帝;能誅殺清流朋黨的，莫過于唐昭宗時代。然而都因此致亂而使他們亡國。而彼此稱道贊美、推舉謙讓而自信不疑的，莫過于舜的二十二臣，舜也并不懷疑他們且都予以任用。然而后代的人并不譏諷舜被二十二人結(jié)成的朋黨所欺騙，反倒稱贊舜是聰明的圣人，因為他能辨識君子和小人呵。周武王時代，推舉他的國里臣子三千人合成一個朋黨，自古以來結(jié)為朋黨的，從人數(shù)之多與規(guī)模之大都莫過于周，可是周卻因此而振興，那是好人即使很多他們也總覺得不夠的緣故呵。

唉，這些治亂興亡的史跡，做君王的很可以引為鑒戒呢!

【寫作背景】

慶歷三年(1043)，韓琦、范仲淹、富弼等執(zhí)政，歐陽修、余靖等也出任諫官。這時開始實行一些政治改革。從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相繼貶官開始，他們已經(jīng)被保守派官僚指為朋黨。此后黨議不斷發(fā)生，宋仁宗在寶元元年(1038)還特意下過“戒朋黨”的詔書。到了慶歷三年，呂夷簡雖然被免職，但他在朝廷內(nèi)還有很大的勢力。為了反對改革，以夏竦為首的一伙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擊范仲淹、歐陽修是“黨人”。

歐陽修當時擔任諫官，就在慶歷四年(1044)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叫《朋黨論》，給夏竦等人以堅決的回擊?！杜簏h論》這篇著名的政淪文，在革新派與保守派的斗爭中，同樣是很有戰(zhàn)斗意義的。

【解析】

這是一篇駁論文。文章起筆不凡，開篇提出：君子無黨，小人有黨的觀點。對于小人用來陷人以罪、君子為之談虎色變的“朋黨之說”，作者不回避，不辯解，而是明確地承認朋黨之有，這樣，便奪取了政敵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開頭一句，作者就是這樣理直氣壯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個方面內(nèi)容：A朋黨之說 “自古有之”; B 朋黨有君子與小人之別; C 人君要善于辨別。作者首先從道理上論述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本質(zhì)區(qū)別;繼而引用了六件史實，以事實證明了朋黨的“自古有之”;最后通過對前引史實的進一步分析，論證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則國家亂亡;用君子之朋，則國家興盛。文章寫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據(jù)，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

全文有五個自然段，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提出全文的中心論點：“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贝蟪冀Y(jié)為朋黨一般為統(tǒng)治者所忌恨。歐陽修以朋黨“自古有之”，出人意料地肯定“朋黨”存在的客觀性和理性依據(jù)，從而順利地推出了全文的中心論點。

第二部分(第二、三、四自然段)：具體論述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本質(zhì)差別以及對國家興亡的利弊。論證務必辨明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道理。

這一部分分三層：

第一層(第二自然段)：對朋黨的性質(zhì)進行對比。以“同道”與“同利”的對比引出“真朋”、“偽朋”的本質(zhì)差異，得出“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的結(jié)論，從而強調(diào)辨明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重要性。

第二層(第三自然段)：對朋黨的歷史作用進行對比。作者引用歷史事實，從正反兩方面加以論證。正面例子：堯舜用君子之朋，退小人之朋達到天下大治。反面例子：漢獻帝、唐昭宗殘害君子之朋而亡國。正反對舉的例子：紂不為朋而亡國;周朝為一大朋而國興。用“進”君子之朋和“退”小人之朋的史實進一步強調(diào)辨明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重要性。

第三層(第四自然段)：對國君對待朋黨的態(tài)度進行對比。那些各懷異心不能結(jié)為朋黨、禁止君子結(jié)為朋黨、殺戮朋黨的國君最終都亡國了;那些任用君子之朋的國君都興國，并且得到后人稱頌。在“治”、“亂”與“興”、“亡”的對照中再次強調(diào)辨明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第五自然段)：得出結(jié)論，照應開頭，“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希望皇上汲取歷史上興亡治亂的經(jīng)驗教訓，大膽信用君子之朋。

本文通篇以對比法進行論證。

開始，作者就以“自古有之”的論斷對朋黨表態(tài)，重要的是嚴格區(qū)分“君子”“小人”兩類不同性質(zhì)的朋黨。君子以道，而小人以利，從結(jié)朋的基礎上點破，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快刀斬亂麻，干凈利落。一無一有，一偽一真，將論據(jù)雙雙排開，前后對照，揭其真面目，理直氣壯，毫不含糊接著，從正面論述君子之朋，勸導人君“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

第二段，從歷史上論證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是非，體現(xiàn)在“亂”與“治”、“興”與“亡”一反一正的具體事實中。在第一層次中，將堯、舜的治與商紂的亂相對比。在第二層次中。又將周武王的治與漢獻帝、唐昭宗的亂相對比，言之有據(jù)，觸目驚心，不容君王不相信。歷史是一面鏡子，用興亡對比進諫，證據(jù)鑿鑿，君王豈可忽視

第三段是人君對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態(tài)度對比。這主要體現(xiàn)在“能辨”與“不辨”、“用”與“退”的對比中。商紂、獻帝、昭宗導致國家衰亡。舜、周武使天下大興。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卒章顯志，再次通過對比歸納到寫作此文的目的。

文章末尾，作者又強調(diào)了一下：“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薄佰E”是歷史事跡，“鑒”是借鑒。這是說上述的興亡治亂的史跡，做國君的可以借鑒。很明顯地請求宋仁宗納諫，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偽朋，以使國家興盛起來。

文章不諱言朋黨，而是指出朋黨有原則的區(qū)別，“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并引證歷史來說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國，小人之朋有害于國，希望人君進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偽朋。文章避免了消極地替作者作辯解，而從正面指出朋黨的客觀存在，指出借口反對朋黨的人就結(jié)為朋黨，說明朋黨有本質(zhì)的不同。這就爭取了主動，使作者立于不敗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強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運用，又增加了文章議論的氣勢。

【作者介紹】

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散文家，和詩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謚號“文忠”.著有《歐陽文忠公集》吉州永豐(今屬江西)人。歐陽修自稱廬陵人，因為吉州原屬廬陵郡。

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進士;慶歷三年(1043)，任諫官。為人耿直，敢于諫諍，在開明派范仲淹和守舊派呂夷簡的斗爭中，站在范仲淹一邊，受到排擠、打擊，屢遭貶官。晚年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重視人才培養(yǎng)，積極推行詩文革新主張，提倡效法韓愈，在散文、詩、詞等各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的散文具有說理明白、平易流暢、委曲婉轉(zhuǎn)、情文并茂的獨特風格。他的《六一詩話》，開創(chuàng)了詩話這一文學形式。有《歐陽文忠公集》、《新五代史》和《新唐書》(與宋祁合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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