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為什么要大興文字獄

清朝大興文字獄，是為了加強對文人思想上的控制，鞏固封建君主專制統(tǒng)治，是中國封建社會衰落的標志之一。
由于清朝試行的軍事征服和階級、民族的雙重壓迫，激化了當時反封建專制主義的啟蒙民主思想，這種思想與反清民族意識相結合，匯成了一股社會思潮，被清統(tǒng)治者視為“異端”、“邪說”，作為專制統(tǒng)治嚴加鎮(zhèn)壓的重點。故此，朝廷大肆搜剔、吹毛求疵、羅織細故、任意苛責，甚至一文一字、一言一語都可釀為重罪，造成獄案累累、臣民惶惶的恐怖局面。
即便從封建法制的角度來看，清朝的文字獄案無論是訴訟程序或是定罪量刑都無嚴格、穩(wěn)定的準則，不法狀況十分嚴重。
其次，清朝文字獄是謀反、大逆罪的肆意擴大化，處刑苛重，株連極廣。
因此，清朝大興文字獄，既是封建專制皇權極端發(fā)展、踐踏封建法律秩序的突出表現，也是封建君主專制統(tǒng)治及其腐朽、虛弱，日趨死亡的反映。然而，文字獄的恐悸所形成的埋首故紙堆中，提防影射猜測、避免諱言忌意的民眾心態(tài)，更是遠比文字獄本身大得多的惡果。

在我國歷史上，封建統(tǒng)治者禁錮思想，箝制輿論，制造重案，臣民因文字思想招殺身之禍的事件時有發(fā)生。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可以是為封建國家第一次興起的文字大獄；明太祖時的文字獄，則是皇權高度發(fā)展、重典治世之下文化專制的產物。但是，文字冤獄頻興，文望的嚴密，株連的廣泛，手段的殘酷，卻是以清朝為最盛，其中封建專制集權極端高漲時期的所謂“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皇時期，所興的文字獄案多達100余起，光乾隆時期就超過80起，為害最烈。
由于清朝試行的軍事征服和階級、民族的雙重壓迫，激化了當時反封建專制主義的啟蒙民主思想，這種思想與反清民族意識相結合，匯成了一股社會思潮，被清統(tǒng)治者視為“異端”、“邪說”，作為專制統(tǒng)治嚴加鎮(zhèn)壓的重點。故此，朝廷大肆搜剔、吹毛求疵、羅織細故、任意苛責，甚至一文一字、一言一語都可釀為重罪，造成獄案累累、臣民惶惶的恐怖局面。較大的案例如：順治、康熙年間，浙江人莊廷購買、刻印《明史》一書，因內容有明朝大政、大事，被認為是發(fā)故國之思而判定為謀反大逆罪，莊氏本人已死，仍被剖棺戮尸，因此案件株連的家屬及作序者、校補者，乃至買賣此書者、未能察覺的地方官均遭誅殺，被判處充軍的更難以計數。

即便從封建法制的角度來看，清朝的文字獄案無論是訴訟程序或是定罪量刑都無嚴格、穩(wěn)定的準則，不法狀況十分嚴重。

首先，清朝文字獄不經由各級司法機關或三法司常規(guī)審理，而是由皇帝親自過問，任意判決。例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試用知縣龍鳳祥因貪污罪發(fā)配貴州，偶刻印章被控，乾隆親加搜閱，并無悖逆不法字句，但卻推斷“必是浮薄狂徒”，并且下諭：“將來審明定案時將該犯發(fā)遣伊犁”。這實際是為審判而先定案的判決書，唯皇帝個人意志為法則。

其次，清朝文字獄是謀反、大逆罪的肆意擴大化，處刑苛重，株連極廣。凡涉及此類案件，無罪錯判、輕罪重判，蒙冤受屈者比比皆是，甚至向封建國家和皇帝“效忠”的耄耋之人也竟在一時之間變成死囚。例如乾隆時，廣東老人吳英、湖南老人賀世盛，都因向皇帝獻策，而被加上“妄議朝政”的大逆罪處死。

再次，清朝文字獄案不論巨細毫無區(qū)別對待，對于喪失刑事責任能力的人也不寬貸，不僅同樣論罪，而且不免酷刑。例如甘肅“染患瘋病”的王寂元，因病發(fā)“不由自主”投擲詞帖，也不能幸免于慘死，被判處凌遲并梟首示眾、親屬緣坐的極刑。

因此，清朝大興文字獄，既是封建專制皇權極端發(fā)展、踐踏封建法律秩序的突出表現，也是封建君主專制統(tǒng)治及其腐朽、虛弱，日趨死亡的反映。然而，文字獄的恐悸所形成的埋首故紙堆中，提防影射猜測、避免諱言忌意的民眾心態(tài)，更是遠比文字獄本身大得多的惡果。

關于文字獄
文字獄是指封建社會統(tǒng)治者迫害知識分子的一種冤獄?；实酆退車娜斯室鈴淖髡叩脑娢闹姓∽志洌_織成罪，嚴重者會因此引來殺身之禍，甚至所有家人和親戚都受到牽連，遭滿門抄斬乃至株連九族的重罪。文字獄歷朝皆有，但以清朝最多，據記載，僅莊廷鑨《明史》一案，“所誅不下千余人”。從康熙年間到乾隆年間，就有10多起較大的文字獄，被殺人數之多可想而知。

概述
⒈名詞，專指一類迫害文人，以排除異見的事件。
⒉動詞，指利用特權對異己進行構陷。
⒊形容詞，形容統(tǒng)治者對被統(tǒng)治者實行的無情專制。
《漢語大詞典》定義為“舊時謂統(tǒng)治者為迫害知識份子，故意從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中國大百科全書》則定義為“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br />我國古代的文字獄以清代最甚，清代統(tǒng)治者大興文字獄，目的在于壓制漢人的民族反抗意識，樹立清朝統(tǒng)治的權威，加強中央專制集權，這種文化專制政策，造成社會恐怖，從而禁錮了思想，摧殘了人才，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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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明末清初的文人不安分，總想反清復明，例如顧炎武之流。

為了從思想上控制人們啊

為什么清朝如此專制，屢受列強欺壓，卻仍能統(tǒng)一中國200余年呢？

清朝的沒落大概也就是最后二三十年才開始沒落的。鴉片戰(zhàn)爭前，清朝都一直是強國。包括即便是鴉片戰(zhàn)爭后，清朝也沒有衰退太多。
清朝的衰退其實就是兩件事情沒有做好，一是法治，二是軍隊。清朝的經濟其實非常強大。但是清末由于缺少法制、缺少軍隊建設，清朝末年不只是面臨列強欺壓，更重要的是來自內部的地方政府反客為主，農民起義，和天災人禍同時發(fā)生。

漢人多數都比較聽話。如曾國藩之流，如果沒有這些聽話的，豈不是早推翻了？另外，如果不是漢人自己內斗厲害，滿族也進不來啊，對吧？明朝皇帝雖然不行，但有一點挺不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崇禎都沒跑，那些整天喊忠孝的有幾個陪著死的呢？算了，不扯了。。。。。。

雖然清朝專制，但其國家軍事實力非常強盛，康熙到乾隆皇帝治理較為得力，人民生活也較高，

剛開始的清朝實力還是很強的，只不過后來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輕視了外國列強，再加上八旗的軍事實力越來越弱，所以才會被人欺負。

人民深受封建思想影響，不敢起義謀反，并且也清朝的官員也沒有起義的實力！

清朝為什么在鼎盛時期大興文字獄?特別是乾隆時期?

（2019·黃石）為了加強君主專制，清朝的統(tǒng)治者從思想領域嚴密控制知識分子，將人們禁錮于思想的牢籠。材料中的“思想的牢籠”是指大興文字獄。

清朝時期的文字獄是空前絕后的，而且隨著統(tǒng)治的穩(wěn)固而加深，越是統(tǒng)治穩(wěn)定的時期，文字獄就越是登峰造極，至乾隆時期，以是無以附加的強化，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也因此而扭曲變形。按照魯迅的說法，“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且介亭雜文·買〈小學大全〉記》。順治帝興文字獄7次，康熙帝興文字獄12次，雍正帝興文字獄17次，乾隆帝興文字獄130多次。以下是清代歷朝重要的文字獄案件。
順治朝的文字獄
清朝文字獄的開端，起于順治四年——廣東和尚函可身攜一本紀錄抗清志士悲壯 順治
事跡的史稿《變記》，被南京城門的清兵查獲，在嚴刑折磨一年后，定讞流放沈陽。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藝序案，毛重倬為坊刻 制藝所寫的序文不書“順治”年號，被大學士剛林認為是“目無本朝”，有關“正統(tǒng)”的“不赦之條”。由此規(guī)定：“自今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行，其余房社雜稿概行禁止”。從此誕生了清朝言論檢查 官，開始了中國的言論出版審查專制，中國人的“言論自由之人權”由此大倒退。
康熙朝的文字獄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兩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獄還不算非常嚴重，但是也殺戮了大批文人。 明史案 從莊廷鑨明史案說起，卻說明熹宗天啟朝內閣首輔朱國禎受魏忠賢排擠，告病回到老家浙江烏程，編了 康熙
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諸臣傳》。明亡后，浙江湖州有個叫莊廷鑨的富戶，他是個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傳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曉史事，于是出錢從朱國禎后人處買了史稿，并延攬江南一帶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事。在敘及南明史事時，仍尊奉明朝年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tǒng)，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寫明將李成梁殺死努爾哈赤的父祖，斥罵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為 “尚賊”、 “耿賊”，寫清軍入關用了 “夷寇”等等，這些都是清廷極為忌諱的。這部《明史輯略》刊刻后，起初并無事，只因幾年后幾個無恥小人，想去敲詐莊家，才惹出事來。當時主事者莊廷鑨已死去多年，莊父仗著有錢買通官府將敲詐者一一頂回。不想一個叫吳之榮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鰲拜等人對此大感興趣，頒旨嚴究。于是與莊氏《明史》有關連的人大禍臨頭。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麗的杭州城，清軍將《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甚至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時或凌遲、或杖斃、或絞死，一時血濺人間天堂?！爸鞣浮鼻f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數百人受牽連發(fā)配充軍。 明史案開了以“逆書”索賂的惡劣先河。一些惡棍效法吳之榮，去挑別人書文中的紕漏，牽強附會，指為“逆書”，漫天敲詐。如孫奇逢所編的《甲申大難錄》被人控告是紀念亡明，孫奇逢因此被押進京入獄，經人營救方才出獄。后來竟發(fā)展到歹徒們索性自制逆書，想敲詐誰就把誰的名字列上。這要數沈天甫、夏麟奇、呂中等人膽最大、心最黑。他們刻印一本詩集，假托為陳濟生所編，書中作者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滴趿?1667年)沈天甫到內閣中書吳元萊家索銀兩千兩被拒，遂將此書檢舉報官，經刑部審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斬于西市。 黃培詩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東發(fā)生了黃培詩案。黃培是山東即墨人，明末官至錦衣衛(wèi)都指揮使，明亡后，隱居在家。曾經接濟過于七農民起義軍，所作詩如“一自蕉符紛海上，更無日月照山東”、“殺盡樓蘭未肯歸，還將鐵騎人金徽”、“平沙一望無煙火，惟見哀鴻自北飛”反映出黃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還和一幫同道結為大社。告黃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黃寬之孫黃元衡。黃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進士、當上翰林后，為了歸宗還姓，解除與黃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黃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詩文書籍等。因此黃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獄，被處斬。姜元衡還嫌不夠，又伙同惡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稟文，指控顧炎武等“故明廢臣”和對清廷懷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間的通信，不是密謀造反，就是誹謗朝廷。在這份居心叵測的稟文中，姜元衡點了約三百人的名字，企圖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辦理的地步，山東總督、巡撫也親自過問。顧炎武為此被囚禁了近七個月，經朱彝尊等人四處營救才出獄。 《南山集》案 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對清廷隨意篡改明朝歷史甚感憤慨，他通過訪問明朝遺老和參考文字資料寫了一本記錄明末歷史的《南山集》?？滴跷迨?1711年)，書印出十年后被人告發(fā)，因為書中用南明年號并涉及多爾袞不軌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將戴名世凌遲處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歲以上者立斬，女子及十五歲以下男子，發(fā)給清朝功臣家作奴仆。同鄉(xiāng)方孝標曾提供參考資料《黔貴記事》，也和戴名世同樣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職銜者，一律革去；給《南山集》作序的汪灝、方苞、王源等處斬刑；給《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鶚等人及其妻、子，發(fā)寧古塔充軍。由《南山集》受到牽連的有三百多人，后來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遲為斬刑，本來應處斬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龍江，方孝標已死，但仍被發(fā)棺戮尸。 徐轉案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間有說唱藝人徐轉，用說唱的方法寫歷史。這本是一代創(chuàng)舉，但是康熙帝認為他褻瀆歷史，就將徐轉問斬了。
雍正朝的文字獄
年羹堯案 雍正朝的文字獄始自年羹堯案。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帶平叛屢建 雍正
功勛，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陜總督，一意依附當時還是雍親王的胤禛。胤禛繼位后，年羹堯備受寵信，累授川陜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爵封一等公。年羹堯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開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殺一儆百，只是苦于沒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天文奇觀，臣僚上表稱賀，胤禛特別注意年羹堯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體潦草，二是將成語 “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此語意為終日勤慎，就是寫倒了意思也不變。雍正可不管這些，認為年羹堯居功藐上，心懷不軌，那些對年羹堯有怨懟的人見皇上帶了頭，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堯被劾成九十二條大罪。胤禛令年羹堯自裁，親族、同黨或斬首或流放或貶謫，凡是與他有一絲牽連的人統(tǒng)統(tǒng)受到處罰。 年羹堯死后七天，汪景祺斬首示眾，即汪景祺西征隨筆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陜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堯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干謁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汪景祺這次西游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羹堯收藏。年羹堯得罪抄家，《西征隨筆》被繳進宮中。雍正讀后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云：“悖謬狂亂，至于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贝蠹s是隨筆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堯。胤禛因此憤恨，但是又要表現自己孝道，處罪諭旨只稱汪景祺“作詩譏訕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處斬，梟首示眾，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了十年。妻子兒女發(fā)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 與年羹堯有牽連的還有錢名世名教罪人案。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與年羹堯是鄉(xiāng)試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誼。雍正二年(1724年)，權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陜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詩句。年羹堯受誅，錢名世當然在劫難聞逃。雍正給他加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但沒有殺他，只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卻又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奇恥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錢名世無臉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胤禛還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如未懸掛則呈報巡撫奏明治罪。這還不夠，當錢名世離京時，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雍正一一過目后，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后頒發(fā)全國學校，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不夠味的給予處分。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堯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獎。而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謬妄”，被發(fā)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作詩的人當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錢名世“百年遺臭辱簪纓”；有叫謝濟世的，他批判錢名世“自古奸諛終敗露”；但是不久，他們就跟著遭殃，亡國奴做豬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國維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軍統(tǒng)領、理藩院尚書，雍正初年襲爵一等公，授吏部尚書，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堯一樣，是雍正的重臣，沒有他二人，很難登位，尤其是隆科多，據說還直接參與了弒君改詔篡位。雍正的江山坐穩(wěn)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堯已除，隆科多也必須死去。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譜)罪付審，諸王大臣合議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條大罪，得旨永遠圈禁，家產追補贓銀，其二子也受處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與隆科多案有關的查嗣庭案結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數月。查嗣庭字潤木，號橫浦，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進士，選入翰林，經隆科多保奏授內閣大學士大夫，后又經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禮部左侍郎。該文字獄詳見清初六家卷查慎行傳，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結束，查嗣庭戮尸、梟首，親族或斬或流放，牽連的江西官員統(tǒng)統(tǒng)革職。不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進而遷怒于浙江士人。查嗣庭下獄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設浙江觀風整俗使，專職監(jiān)視士人，整頓士風(接著東南各省相繼設立觀風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詔停止浙江士人鄉(xiāng)試、會試。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擁護，說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條陳整頓風俗、約束士子的十條建議，雍正批轉浙江巡撫和觀風整俗使議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經浙江總督李衛(wèi)請求，雍正才解除停止鄉(xiāng)會試的詔令，兩年后撤消觀風整俗使。

因為那會還處于清朝的中前期，也就是民間還有很多懷念明朝的思想，并且有不少打著反清復明旗號起事的人，比如什么朱三太子啊、傅青主啊、呂四娘啊等等。而滿清因為是以外族身份最終統(tǒng)治中原漢族的王朝，他們最忌諱的正在與此。從順治多爾袞開始，康熙雍正乾隆一個不落，一方面兢兢業(yè)業(yè)刻苦勤政，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做出成果讓天下人看到，另一方面也是心虛的表現吧，為了從思想上開始遏制這種懷舊的想法，開始以言罪人，軟的不行我就來硬的，不怕你不服。就是所謂的文字獄了

清朝時期的文字獄是空前絕后的，而且隨著統(tǒng)治的穩(wěn)固而加深，越是統(tǒng)治穩(wěn)定的時期，文字獄就越是登峰造極，至乾隆時期，以是無以附加的強化，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也因此而扭曲變形。按照魯迅的說法，“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且介亭雜文·買〈小學大全〉記》。順治帝興文字獄7次，康熙帝興文字獄12次，雍正帝興文字獄17次，乾隆帝興文字獄130多次。以下是清代歷朝重要的文字獄案件
清代統(tǒng)治者大興文字獄，目的在于壓制漢人的民族反抗意識，樹立清朝統(tǒng)治的權威，加強...迷惑人們。
乾隆中期，人口壓力導致的諸種社會問題尖銳突出，底層社會的風聲鶴唳讓皇帝不能安枕。面對社會大動蕩的恐懼心理和過度防范心態(tài)，使得皇帝偏執(zhí)地選擇了高壓控制這一對策，認為只要把這些犯上作亂的“苗頭”消滅于萌芽之中，大清王朝就會長治久安、太平萬年。而事實證明，高壓政策可以一時壓制矛盾，卻不能消滅矛盾產生的根源，越高壓，社會底層醞釀的反作用力就越強烈。

文字獄是指封建社會統(tǒng)治者迫害知識分子的一種冤獄?；实酆退車娜斯室鈴淖髡叩脑娢闹姓∽志?，羅織成罪，嚴重者會因此引來殺身之禍，甚至所有家人和親戚都受到牽連，遭滿門抄斬乃至株連九族的重罪。文字獄歷朝皆有，但以清朝最多，據記載，僅莊廷鑨《明史》一案，“所誅不下千余人”。從康熙年間到乾隆年間，就有10多起較大的文字獄，被殺人數之多可想而知。
我國古代的文字獄以清代最甚，清代統(tǒng)治者大興文字獄，目的在于壓制漢人的民族反抗意識，樹立清朝統(tǒng)治的權威，加強中央專制集權，這種文化專制政策，造成社會恐怖，從而禁錮了思想，摧殘了人才，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