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革命史

第二章大革命的興起

第七節(jié)反對國家主義派和對甲寅派、現代評論派的批判

一、反對國家主義派的斗爭

“五卅”運動前后，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在反對國民黨右派的同時，也進行了反對國家主義派的斗爭。

國家主義派是地主買辦階級的政治代表，是由曾琦、李璜、左舜生、陳啟天、余家菊等反動分子組織指揮的極端反革命的政治派別。1922年12月2日，曾琦、李璜等在法國巴黎成立中國青年黨，是這個政治派別形成的標志。由于這個組織的名稱長期保密，對外活動一直以“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的名目出現，又標榜所謂國家主義，故人們稱它為國家主義派。1924年秋，他們開始在國內建立組織，并在上海創(chuàng)辦《醒獅》周報，作為反革命宣傳的主要工具，開展所謂醒獅運動，敵人們又稱之為“醒獅派”。

在初期，國家主義派把活動的中心放在法國，竭力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周恩來等旅法中國共產黨人，在《少年》、《赤光》等刊物上發(fā)表大量文章，批駁了他們的謬論，“使國家主義派在勤工儉學學生中完全孤立。進步分子都緊緊圍繞在黨的周圍”。1924年國共合作成立以后，曾琦一伙“預料國內的共產活動必日益加強”，他們“以哀者的心情，抱勇士赴難的決心，準備回國與國際共產黨奮斗到底”，“以對付國際共產黨在中國的動亂”。從1924年秋起，曾琦等陸續(xù)回國，把其活動中心從國外轉移到國內?！拔遑Α边\動后，他們在《醒獅》周報等刊物上連篇累牘地發(fā)表文章，并發(fā)行書籍30余種，到處講演，揚言要“宣傳和平的自衛(wèi)的國家主義，舉該黨（指共產黨）一切似是而非的邪說，摧陷而廓清之，使之在理論上直無立足之余地”。國家主義派宣揚的謬論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1.在階級斗爭問題上，否認我國社會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他們說，“中國舊式的封建階級已因政治的平民化而早已消滅，新式的資產階級又因產業(yè)落后而無從發(fā)達，因此，中國根本無發(fā)生階級分化及對抗的可能”。污蔑共產黨主張階級斗爭是“削足適履”，使“本來諧和之各界人士，必因之而大起斗爭，馴至社會秩序騷然”，“減殺對外之戰(zhàn)斗力”。主張在國家主義旗幟下，“一致趨赴，協力圖強”，進行“全民革命”。

2.在國家問題上，宣揚超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觀，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他們說，“國家不是任何人、黨派或階級的工具，而是全民所共同托命的一個總體”，其作用在于“用實力以擁護道德”，“謀群眾生活，防止階級斗爭”，“只有全民政治，才能實現國民政治機會均等，經濟生活的均等”。主張維護打著共和招牌的北洋軍閥政權，“以奠定國基”。

3.在對外關系問題上，宣揚“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非我族類豈得為友”的資產階級狹隘民族主義，“不贊成依人為活的國際主義”。污蔑社會主義蘇聯為“赤色帝國主義”，把孫中山的聯俄政策說成是“引狼入室”。他們反對中國人民進行反帝斗爭，說“空唬幾聲打倒帝國主義，不惟表示國民浮淺無知，對于國事沒有相當的步驟，反足引起外人的嫉心，一致謀我”。

4.盜用“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反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他們的所謂國賊，就是指領導中國人民爭取獨立和解放的中國共產黨；所謂“強權”，就是指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蘇聯。他們把中國積弱不振的原因歸罪于中國共產黨的“倡亂”、“親俄賣國”和蘇聯的“侵略”，叫嚷“一刀兩斷用武力鏟除共產黨人”。

國家主義派同國民黨右派狼狽為奸，瘋狂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積極從事反共反蘇反革命活動，充當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幫兇走狗，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忠實的弁護士。但由于他們打著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幌子，以全民革命、全民政治相標榜，搖唇鼓舌，大造輿論，確曾使一些無知與落后的青年受騙上當。

為了肅清國家主義派的流毒，宣傳馬克思主義，促進革命運動的發(fā)展，中國共產黨人在《新青年》、《中國青年》和《政治周報》等刊物上發(fā)表大量文章，對國家主義派的反動謬論和反革命罪行，進行了全面的揭露和嚴肅的抵制。

1.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批判國家主義派否認階級斗爭，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謬論。肖楚女在《顯微鏡下之醒獅派》一文中指出：只要“私有財產制不廢除，資本生產制不改變——一切生產機關不公之于社會而為私人所占有時，階級是自然要生產出來，而且要分化發(fā)展得愈明顯的”。他列舉資本家剝削壓迫工人，以及工人反抗斗爭的大量事實說明，中國和外國一樣，不但存在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且勞資階級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和斗爭。這是每個婦孺都知道的事實，醒獅派卻“故意裝做不見”，反而“硬說階級斗爭是共產黨所鼓吹的”。肖楚女質問他們：“醒獅派既言國內尚沒有階級，則又何畏他人之主張階級斗爭？既言尚無資本家，則又何勞醒獅派為資本家著急？”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精辟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存在著不同的階級和階層，并指出由于它們所處的經濟地位的不同，所以對待革命的態(tài)度也是各異的。這就從理論和實踐上戳穿了國家主義派否認我國當今社會存在著階級分化和階級對立的讕言。

對國家主義派宣揚階級合作、“全民革命”的反動實質，共產黨人也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這是國家主義派企圖使無產階級“甘受本國資產階級的壓迫而不努力謀自己階級利益的斗爭”，“使得每個被壓迫者，都成為很馴服的甘被剝削者”。這“正足以見他們完全只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充當剝削制度的衛(wèi)道士。共產黨人還指出，國家主義派并非反對一切階級斗爭，他們反對的只是工農群眾反對地主、資本家的階級斗爭；面對于反革命的階級斗爭，他們不但不反對，而且是狂熱的鼓吹者和參加者。他們的全部反革命言行，“正足以見得他們從事于‘階級斗爭’，站在資產階級地位來反對工人的階級斗爭”。

2.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駁斥國家主義派鼓吹“全民國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謬論。肖楚女指出：“階級一日存在，階級斗爭便一日不會消滅；國家也便一日不得不被有力階級——得勝階級用為工具。有產階級專政，是用國家這個東西保持自己的地位，役使他人——使階級繼續(xù)存在。無產階級專政，是使生產社會化，廢除私有財產，將一切生產工具歸之于社會公有——使階級消滅”。國家主義派否認國家的階級性，宣揚所謂“均平利益”的“全民國家”，純屬欺人之談，在現實階級社會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只要拿《醒獅》不及《向導》受摧殘之甚和醒獅人不及共產黨人有生命的危險二事看，就足夠證明國家是‘階級的’了！”在當今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又有哪一國不是在德謨克拉西面目之下，實行第三階級——資本主義的專政？

共產黨人認為，既然沒有超階級的國家，自然也就無所謂超階級的愛國思想。惲代英說：“我們心目中的國家，是為了抵御國際資本主義壓迫而存在的，我們要全民族自愛自保，是為要使全民族從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壓迫之下解放出來；要求全民族解放，我們自然更要注意力求那些最受壓迫而占人口最大多數的農工階級的解放”。國家主義派“提倡那種空洞與實際生活無關的愛國精神”，無非是“想拿這種愛國的空話欺騙無產階級，妨害無產階級的解放斗爭”。他們真正所愛的“國”，乃是北洋軍閥政府，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不但不愛，并非把它推翻不可。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于領導人民，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推翻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統(tǒng)治，“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組織新國家”，建立“國民革命的革命派的獨裁制”。

瞿秋白在駁斥國家主義派捏造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革命階段就要搞“一階級專政”、實行“共產”的謊言時指出：“共產黨在國民革命時代并未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制，這是誰都知道的”，他們這種攻擊，“和其他攻擊一樣故意自制其‘共產主義政策’來做對象，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在理論上駁難共產主義政策的能力，所以只好以造謠的伎倆來中傷”。

3.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駁斥國家主義派鼓吹資產階級

狹隘民族主義，破壞反帝斗爭的謬論。共產黨人指出，由于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野蠻侵略，不論哪一個國家，只要發(fā)生反帝斗爭，它就必然“是世界革命運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的革命運動，亦不能脫離國際的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相互間之公友公敵的關系而單獨發(fā)展”。

同樣，“中國國民革命必須聯合被壓迫民族，必須聯合無產階級共同作戰(zhàn)，才能有充分的革命力量”。肖楚女用“五卅”運動時各國無產階級積極援助中國人民反帝斗爭的大量事實，駁斥國家主義派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非我族類豈得為友”的謬論。

共產黨人在駁斥國家主義派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污蔑時指出：

蘇聯是無產階級的國家，它對中國革命的援助，在于“扶助中國民眾消滅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并發(fā)展民眾的革命實力，使中國達到獨立與自主的成功”。正因為如此，“中山先生才誠心信俄”，“而欲與之一同來革命”。國家主義派攻擊孫中山的聯俄政策是“引狼入室”，其用心是十分刻毒的。瞿秋白指出：

“帝國主義者所最恐懼的，便是中國民族與蘇聯聯合戰(zhàn)線，而國家主義派所最反對的，也是這一聯合戰(zhàn)線；大家想想，他們對于帝國主義的功勞多么大！”

4.揭露國家主義派標榜“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口號的反動實質。共產黨指出，“醒獅派的外抗強權，是和段祺瑞的“外崇國信’一樣的”，是只反蘇而不反帝的，因為他們主張“對于外國一切之現成條約，均照舊遵守”，公開聲稱世界上不存在“國際帝國主義”，甚至叫嚷“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語，含有干涉他國內部組織之意”。他們所說的“內除國賊”，也是只除共產黨而不除軍閥的。共產黨人認為，國家主義派如此瘋狂地反對共產黨，成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御用的“單打最革命的共產黨的鏢手”，是毫不奇怪的，這正是共產黨的光榮。毛澤東在《〈政治周報〉發(fā)刊理由》一文中說：“我們?yōu)榱烁锩?，得罪了一切敵人——全世界帝國主義、全國大小軍閥、各地買辦階級土豪劣伸、安福系、研究系、聯治系、國家主義派等一切反動政派。這些敵人，跟著我們政治勢力的發(fā)展而增強對于我們的壓迫，調動他們所有的力量，企圖消滅我們”。這是因為“他們唯恐中國革命運動因中國工農及其領導者中國共產黨之參加而有快的發(fā)展，所以拼命的反對共產黨”，為的是“維持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政治統(tǒng)治”。國家主義派實際上是賣身投靠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充當其反革命鷹犬。北伐期間，余家菊投在孫傳芳門下當金陵軍官學校教務長，替孫傳芳制定過“三愛主義”；曾琦則斬頭分尸的改名王奇，往來寧濟之間，參加孫傳芳的機要，并為張作霖造過“四民主義”。他們竭力反對中國人民進行北伐戰(zhàn)爭。當北伐開始勝利進軍時，他們就恐嚇革命人民說，若北伐軍進抵長江流域和華北一帶，必然要引起英、日等國的干涉，并編造北伐必敗的理由。及至北伐戰(zhàn)爭節(jié)節(jié)勝利，整個北洋軍閥統(tǒng)治發(fā)生根本動搖時，他們又演出一場“擁護五色國旗運動”的鬧劇。

縱觀國家主義派的全部反革命言行，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剖析了它的階級本質及其反動性。他們指出：在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國，大地主資產階級“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

國民黨左派也參加了反對國家主義派的斗爭。1926年10月1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發(fā)出了《反對國家主義派命令》，指出國家主義派“甘受帝國主義者與軍閥官僚豢養(yǎng)，對于本黨主義及國民政府之設施，日事誣蔑破壞”，“近且于我國國民革命軍勢力進展中原之際，益加狂妄，為彼主人帝國主義者張目，倘再優(yōu)容，其流毒不知伊于胡底”，要求各級黨部、黨報一致努力反攻，以期撲滅邪說。

在同國家主義派斗爭中，共產黨人注意區(qū)別對待，講究斗爭策略。對其反動頭子進行無情揭露，堅決斗爭；而對被蒙蔽的青年群眾則努力做好團結教育工作。使許多蒙蔽青年覺醒，紛紛聲明拋棄國家主義和脫離其團體，有的還要求參加革命組織。

經過多年論戰(zhàn)，國家主義派的反動面目徹底暴露了；全國工農革命運動的迅速發(fā)展和北伐戰(zhàn)爭的節(jié)節(jié)勝利，更以無情的事實宣告了國家主義派的徹底破產。到1926年下半年，其聲勢便一落千丈，終于走上了分崩離析的窮途末路。反對國家主義派的斗爭，取得了重大勝利。

反對國家主義派的斗爭，是大革命時期思想政治戰(zhàn)線上的一場重大斗爭，它以馬克思主義的輝煌勝利而載入史冊，對中國革命產生重大影響。通過這場斗爭：（1）中國人民更清楚地認識到，要實現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就必須分清敵我，堅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把革命進行到底；（2）既徹底孤立了國家主義派，又打擊了國民黨右派篡奪革命領導權和分裂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陰謀活動，從而維護了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保證了工農運動和北伐戰(zhàn)爭的順利發(fā)展；（3）進一步廣泛深入地傳播了馬克思主義，鍛煉、壯大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威望。

共產黨人通過《向導》、《中國青年》、《政治生活》等刊物，批判現代評論派的謬論。針對現代評論派散布對關稅會議的幻想，《政治生活》雜志發(fā)表文章指出：“政權旁落在媚外軍閥的統(tǒng)治階級手里，什么民眾利益都談不到，……什么自主都行不通，只有推倒舊政權，建立人民的政權，才能實現關稅自主”?！吨袊嗄辍方舆B發(fā)表文章批駁胡適等人攻擊反帝愛國運動的謬論，指出：愛國學生運動“是有目的、有組織、有領袖”的“群眾運動”，決非受人“引誘”而“跟著大家去吶喊”；反帝愛國“民眾運動之勃興，根本的原因當然是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加緊”所至，“這種民眾運動是反抗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最大力量”，它使軍閥“戰(zhàn)心、寒膽”，“雖老牌的帝國主義者英吉利亦叫苦連天”?！吨袊嗄辍愤€揭露胡適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誘惑青年脫離革命運動的險惡用心，指出青年人若“不識世界潮流，不懂社會需要”，一味追求個人志趣，是決不可“鑄造”成為“有用人才”的，將來也干不了真正的“救國事業(yè)”，告誡青年警惕胡適之類“指導者”用資產階級利己主義“拖我們青年和他一路下水?！?/p>

魯迅在《語絲》、《莽原》、《猛進》等刊物上，發(fā)表了許多鋒利的雜文，對現代評論派進行了無情的鞭撻，深刻地揭露了他們充當帝國主義和軍閥幫閑、叭兒狗的真面目。他說，胡適、陳源這幫偽君子，常以青年的“導師”、知識界的“領袖”自命，欺騙和愚弄“未經老練的青年”。其實，他們是“媚態(tài)的貓”，“比它的主人更厲害的狗”，是“吸人的血還要預先哼哼地發(fā)一通議論的蚊子”。他們的反動作用，正像“走在一群胡羊面前”的“山羊”一樣，“脖子上掛著一個小鈴鐸，作為知識階級的徽章”，其目的是“把青年引向歧途”，“穩(wěn)妥平靜”地“循規(guī)蹈矩”地聽憑反動派的驅使，“雖死也應該如羊”。魯迅還指出：“他們是羊，同樣也是兇獸；但遇見比它更兇的兇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它更弱的羊時便出現兇獸樣”。為了揭穿胡適等人引誘青年學生脫離社會運動而去“整理國故”，埋頭于故紙堆的騙局，魯迅在《青年必讀書》一文中寫道：“少讀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濒斞笇﹃愇鳛]、徐志摩這類“惡意閑人”用“流言”替軍閥屠殺人民造輿論，卻又裝出“公允”、“局外人”的假臉孔，作了無情的揭露。他說：“謠諑”、“流言”，“本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它和事實對照，看上去是可笑的，但它造成的結果，“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3月18日的慘案事件“死傷至于三百多人，這網羅之所以布成，其關鍵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魯迅以銳利的筆鋒擊中了現代評論派的要害，使他們“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馬腳”，讓人們看清了這幫“流言家竟如此之下劣”和“陰險”。

這場短兵相接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鍛煉了新文化隊伍，促進了左翼文化運動的發(fā)展。魯迅在這場斗爭中，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了思想的偉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