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12月11日，清朝宗室重臣端方，率領(lǐng)一干臣子們經(jīng)過嚴肅的祭祖典禮后，步履莊重的步入了戒備森嚴的北京火車站。這天的北京站，也是空氣都緊張，進出的每一個人，都要經(jīng)過細致仔細的盤查，以當天采訪的美國記者的形容說，這天北京的空氣，都彌漫著大變革的火藥味，相信這一行人的離開，將是大清王朝一場驚天劇變的開始！

確實，在清朝統(tǒng)治者眼里，這一群大臣的出行，真是一次悲壯的救國之路。他們從北京乘火車，來到秦皇島后換船，抵達上海后正式乘上大船，從此劈波斬浪，履行一個空前重大的歷史使命：出國考察！

出國考察？看似簡單的四個字，對于整個大清朝來說，卻有著絕不一般的意義，因為這次出國考察，在今天的歷史教科書上，都有個公認的學名：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

當然這件事，說來很知名，但在好些略懂歷史的朋友眼里，卻是搞笑的很出名，教科書上說起這件事，主流觀點就是連諷刺帶批判，認定這場轟轟烈烈的考察運動，非但沒什么實際作用，過程更是驚雷，出了不少笑話。還有好些喜劇片里也經(jīng)常惡搞，特別是香港某電影的橋段，今天好些喜劇片都用濫：某清朝官員考察到了美國，不懂英語，點餐時卻不懂裝懂瞎點，結(jié)果喝了滿肚子湯。

但如果回過頭來看的話，這類惡搞，確實是嚴重的丑化，因為首先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是，這次五大臣考察，大清王朝，堪稱是空前重視，甚至當年被太平天國打到慘，洋務運動熱火朝天的年月里，都未曾有如此自上到下高度認真的政府性外事活動，說到底，就是形勢所迫！

當時的大清朝，新政也推行了有年頭，國家局面，卻是越發(fā)焦頭爛額，革命運動風起云涌，從東南一直鬧到西南，大清朝的財政軍事經(jīng)濟政治，樣樣舉步維艱，社會矛盾空前尖銳，就連最不接地氣的清朝官員都感到，這么下去，大清朝真的撐不住了。我們接下繼續(xù)看史料吧！

20世紀初，經(jīng)過了義和團運動、八國聯(lián)軍侵華戰(zhàn)爭，清王朝內(nèi)外交困，統(tǒng)治搖搖欲墜。1901年1月，慈禧太后被迫宣布要“取外國之長”以“補中國之短”，實行變法新政。同年，張之洞、劉坤一聯(lián)名所上《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也明確提出“擬請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國游歷。其理由是，“親貴歸國，所任皆重要職事，所識皆在朝之達官，故其傳述啟發(fā)，尤為得力”。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以后，逐漸出現(xiàn)官員出洋游歷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熱潮，對推動清末新政的進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由于日俄戰(zhàn)爭和民族危機加深的影響，要求立憲的輿論日益高漲，駐外公使和地方督撫也紛紛奏請仿效日本及歐美政治，實行君主立憲。清廷決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歐美及日本等國政治，歸國報告后再做決策，于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

五大臣出洋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詔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鎮(zhèn)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出使西洋。在出團半途中遭受革命黨人吳樾放炸彈行刺，被迫延期(由孫中山率領(lǐng)的革命黨反對清政府“君主立憲”，認為清政府是以立憲之名行專制之實，一旦立憲之后，君主世襲即成為憲法規(guī)范之中，則建立共和政體的計劃將更艱難)。

11月25日，朝廷設(shè)立專門政治體制改革機構(gòu)“考察政治館”，

研究各國憲政，提供憲政改革的咨詢。12月7日，考察團第一組戴鴻慈和端方出發(fā)，第一站即美國，由美國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接見。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14日，載澤率領(lǐng)考察團第二組出發(fā)，徐世昌、紹英傷情未愈，由李盛鐸、尚其亨替代。當年夏秋之際，考察團先后回國后進呈了一份主張“強國必須憲政”的考察報告，編成《列國政要》133卷及《歐美政治要義》18章。該報告由隨員熊希齡執(zhí)筆，參考了流亡東京的梁啟超和楊度所寫的憲政研究資料。載澤和端方擁護憲政的態(tài)度發(fā)揮了比較重要的作用。載澤于1908年夏出版《考察政治日記》。

1906年1月22日，即清光緒三十一年臘月廿八，馬上要過年了，時年37歲的鎮(zhèn)國公載澤，卻漂洋過海，乘船抵達日本神戶港。這位康熙皇帝的六世孫，此時對外的官方身份是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

還有同行的兩位帶隊大臣：一是山東布政使（主管民政之副省長）尚其亨，他是清初“三藩”之一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代；一是新任駐比利時公使李盛鐸，早在戊戌變法（1898年）前后，他出任駐日公使，在東瀛住過三年。

載澤考察團一行的到來，據(jù)說頗受日本當?shù)毓倜耜P(guān)注，吸引數(shù)百人前來會見，“實極一時之盛”。

當年法國一份畫報記錄了載澤、尚其亨、李盛鐸率團考察巴黎市議會的情形。

而此時，先行出發(fā)的另一路考察團33人，由閩浙總督端方、戶部右侍郎（財政部副部長）戴鴻慈帶隊，已于1906年1月5日抵達訪美行程第一站——檀香山。

111年前的“五大臣出洋”，拉開了清末立憲新政改革的大幕，可從日后的歷史進程來看，也可以說敲響了清廷二百七十余年統(tǒng)治的喪鐘。這次命運轉(zhuǎn)折之旅，來龍去脈如何？其間又有何玄機呢？我們且一一道來。

出師不利炸彈驚魂

載澤、端方等人的出洋考察，本來幾個月前就該成行了，不料未出國門便突遭“恐怖襲擊”。

1905年9月24日清晨，天未破曉，京城前門火車站已是一片喧囂。據(jù)時人康繼祖描述：現(xiàn)場“金鼓喧天、歡聲匝地，則軍界排隊來也；繼則樂聲、唱歌聲，聲調(diào)悠揚，亦向車站而去，詢之則學界也”。隨后各國公使也紛紛趕來，“中外人攜器具拍照者、各報館訪事員，一時稱盛”，因人太多，車站無法戒嚴，“入站臺者不禁，上車者人亦甚多”。

中外各界人士齊聚前門車站，原來是要歡送以載澤為首的五大臣（另四位為徐世昌、端方、戴鴻慈、紹英）出洋訪問。載、端、戴三人，前面已介紹過，袁世凱的密友徐世昌時以署兵部左侍郎（副部長）入值軍機處，出身滿洲官宦之家的紹英，則是商部右丞（副部長）。

五大臣此番出洋，可謂肩負重任，他們是借考察政治之名，行學習海外立憲經(jīng)驗之實，為剛啟動不久的清末新政采擇他山之石。

當日九點左右，五大臣陸續(xù)來到。歡送儀式結(jié)束，大約十一點，各人與送行者道別相繼登車，載澤、徐世昌、紹英坐前車廂，戴鴻慈、端方坐后車廂。忽然前車一聲巨響，“驚天動地，石破城搖”，車站內(nèi)瞬間亂作一團，“紛紛焉，攘攘焉，齊向站外而逃者，若似顧命之不逞，人喊馬嘶，擁成一片，當爭先恐后之際，亦不辨孰為欽使，孰為參隨，孰為學界、軍界、紳商界也”。慌亂之中，五大臣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炸傷與驚嚇。皮膚被灼傷的徐世昌匆匆返回家中，第一時間記下了當時感受：

澤公（載澤）、紹越千（紹英）各受微傷，仆人王順受傷較重。車外弊踣三人，送行者受微傷甚多。隨員薩蔭國一家數(shù)人受傷，有死者。車內(nèi)轟碎一人，系施放炸彈者。朝廷維新百度之始，忽有此暴動之事，良可怪也。

不久，這宗驚天“恐襲案”水落石出，乃革命黨人吳樾所為。案子雖然破了，然人心已亂，京師周邊，惶惶不安，“幾疑庚子之變又見，甚有舉全家而徙避者”。五大臣逃過一劫，卻驚魂未定，原定行程只好延后。

一顆炸彈、一條革命者的性命，能否令清廷派遣大臣考察各國立憲制度的計劃止步？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畢竟此乃國內(nèi)國外大勢所趨，非清廷一時起意之舉。

戰(zhàn)情輿情立憲當行

早在戊戌維新期間，湖廣總督張之洞便在上呈慈禧太后與光緒帝的《勸學篇》中指出，“游學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親貴”，委婉表達了“親貴”大臣應出去多走走看看，以開眼界之意。庚子國變后，張氏更是徑直在《江楚會奏變法三折》里重提舊事，“游歷之員，淺學不如通才之有益，庶僚又不如親貴之更有益”，并當“分赴各國游歷”。故張之洞可謂五大臣出洋最初的推手。

幾乎同時，民間士紳亦有此呼聲。如正在實業(yè)界干得熱火朝天的狀元張謇，于1901年所撰的《變法平議》中建議，“每年春秋，朝廷更迭選派一二人，隨帶有文學、知時務之卿貳出洋游歷，考察各事”。仍然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更不避嫌疑，熱心地拿出了一套具體的出行方案：

宜派重臣三人游歷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同異得失，何者宜于中國、何者當增、何者當棄。帶領(lǐng)通曉英、法、德、日語言文字之隨員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須有學識、不徒解方言者，并許隨時向各國聘請通人以為參贊，以一年差滿回國。又此次所派考察憲法之重臣、隨員，宜并各種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類皆悉心考究。

當然，公私輿論的千呼萬喚，實不如嚴峻事實的當頭棒喝。1905年9月初，主要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日俄戰(zhàn)爭，以日本全勝結(jié)束，引起全國上下震動。天津《大公報》刊文稱，日俄之戰(zhàn)決定著“亞洲之榮落、黃白種之興亡、專制立憲之強弱”，認為“非俄之敗于日本，乃專制敗于立憲耳”，并斷言今日中國“非立憲實不足以救之”。而明顯持有立憲傾向的《南方報》（1905年8月23日在上海創(chuàng)刊的中英雙語報紙，據(jù)說由前上海道臺、曾國藩女婿、實業(yè)家聶緝椝創(chuàng)辦），則通過日俄對比，認定此“天意所示其趨向，引導中國憲政”。

一時間，“外之使臣、疆吏，內(nèi)之樞府、部臣，下之民間輿論，咸以立憲為請”。如直隸總督袁世凱首先奏請“欲圖自強，宜考求各國憲法，變通施行”。兩江總督周馥很快跟進，請求“仿歐美設(shè)立法、執(zhí)法、行政三項官之意”，“預立地方自治之基”。一向以立場保守示人的外務部尚書、內(nèi)閣協(xié)辦大學士瞿鴻禨，也認識到須“博采中西諸國之所長，而詳考中外異同之故”，自請出國考察。

據(jù)說在宗親權(quán)臣的反復勸說下，“慈禧深為感慨，一似有動于中”“意頗覺悟”，最終拍板同意，并于1905年7月16日正式頒布上諭，稱：

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shù)年以來，規(guī)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故派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嗣后再行選派，分班前往。其各隨事派詢，悉心體察，用備甄采，毋負委任。

仔細揣摩上述諭旨的措辭，清廷以“考求一切政治”為名，并未提及“憲政”，實際上借鑒了袁世凱、端方等人建議的“可有立憲之實，不可有立憲之名”的策略，務求謹慎。不久，慈禧在一次召見大臣時又說道，“各國政治均應擇要考察，如憲法一事，現(xiàn)在雖不能宣露，亦應考察各國辦法如何，以備采擇?！庇墒怯^之，以慈禧為首的清廷決策層，內(nèi)心依然觀望搖擺，畢竟“立憲”這玩意兒，對于絕大多數(shù)朝廷親貴中樞重臣而言，仍是霧里看花，不知就里。

但民間的立憲新政積極分子，早已按捺不住心頭的激動。恰如當時只有18歲的青年文人柳亞子所言：“十九世紀歐洲民政之風潮越二十世紀而入于亞洲。震雷一聲，天地昭蘇；陽春一轉(zhuǎn)，萬綠齊茁……于是遍四萬萬人中，所謂開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號于海內(nèi)外，曰：‘立憲！立憲！立憲！’”

而《南方報》也斷言：“諸大臣未行以前，立憲問題殆猶在議論時代，及其將行，則已由議論時代轉(zhuǎn)而入預備時代矣。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隨員在羅馬合影。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隨員在羅馬合影。

評價：

遼寧教育出版社顧問趙秉忠較早對五大臣出洋考察進行了宏觀評價：“出洋考察憲政對五大臣來說，在國外或許多少嗅到了一些資產(chǎn)階級民主的新鮮空氣，但這決不會改變他們原有的階級立場；即便說，他們當中的個別人，思想上發(fā)生了較大變化，有了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的認識，但在當時也只能是幻想。他們實際上不過充當了清政府預備立憲騙局中的工具而已?！?/p>

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社長朱金元評價五大臣出洋考察說：“五大臣雖為清政府萬世一系的封建國體尋求良方而出洋的，但在他國異鄉(xiāng)里，沐浴了歐風美雨，耳聞目睹了資產(chǎn)階級的物質(zhì)進步后，引起了深思，這在他們的奏折中不時有反映。出洋的結(jié)果，不但增強了他們向西方學習的意向；而且使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開明思想擴大，一些親貴大臣們也因此感到，強國之道‘已不在堅甲利兵，而實以修政立教為本源’，萌發(fā)了‘更新庶政’的觀念，從而有利于統(tǒng)治階級上層中形成一個普遍的立憲要求?！?/p>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張晉藩從法制文明進程的角度積極評價了了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考察歐美諸國政治，不單純是走馬觀花，他們也下馬看花，進行了實際考察，并從考察中看清了世界發(fā)展的大趨勢，以及在激烈的國際斗爭環(huán)境，中國所處的劣勢。”“他們在奏折中提出的結(jié)論性意見，可以說擬定了晚清預備立憲的基本原則、框架和實施步驟，他們是晚清立憲的促進派，起著直接的積極的影響?？梢哉f晚清的預備立憲，是從五大臣考察憲政正式拉開序幕的，使得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靠近了世界近代法制文明的歷史軌道。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隨員中，有一些是既年青又思想開放的學人，他們經(jīng)過西方民主政治的洗禮之后，不僅是晚清預備立憲的支持者、鼓吹者，而且成為民國時期法制的創(chuàng)建人。”[6]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曉秋認為五大臣出洋是標志著晚清中國官員在走向世界的進程中又邁出了一大步，也是沒落的清王朝企圖自救的最后一次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