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時期無兵可用是怎么回事?崇禎的改革為何失敗?今天小編就為大家詳細解讀一下~

明末的主旋律，是戰(zhàn)爭，而軍隊則是戰(zhàn)爭的直接執(zhí)行人，所以從軍隊的表現(xiàn)，完全可以看出戰(zhàn)爭的走勢，從而達到“窺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明末的京營就是這樣的“斑”。

京營到了崇禎時代真是迎來了至暗時刻：兵源上無兵可用——“皆詭寄靡餉，無一人可用，蓋甲鬻于乙，乙鬻于丙，更易不知凡幾”相互頂替托名，根本無人實際參戰(zhàn)。有的士兵竟然可以追溯到嘉靖隆慶時代，簡直明代版冥府神兵!而從軍的實際人員呢?“非市井游手，即勢宦蒼頭，從無紀律”。軍隊成分非常差，根本無法維持正常軍事訓練活動。

但崇禎帝不是沒有改變過，但他對京營的改革就像他對明朝的改革一樣——殫精竭慮，病入膏肓。

其實京營并非在創(chuàng)立伊始就是如此模樣。

它誕生于永樂時代，又常被人稱作三大營——神機營、五軍營、三千營。起初的任務安排是：五軍營主營陣，是軍隊的主要戰(zhàn)斗力;神機營主火器，是部隊的主要火力輸出點;三千營主巡哨，負責出征時期的外圍偵察和突襲。

值得一提的是，京師三大營不是三個營，而是三個兵種，實際人數(shù)按照“衛(wèi)”來編制，一共有七十二個衛(wèi)，約四十萬之眾。而駐扎在京師的還不止這些部隊，每年都有從外地前往北京的軍隊稱作“班軍”，作為京營的輔助力量和補充。

京營的定位是野戰(zhàn)軍，而非城防，因此在創(chuàng)建之初，經(jīng)常對外作戰(zhàn)，比如永樂帝六次北伐蒙古、進兵甘肅青海，都有京營的身影，有時作為輔助力量、而更多的時候是戰(zhàn)爭主力。

京營的轉折點，在土木堡。

土木堡之戰(zhàn)后，京營遭到了毀滅性打擊，從此軍事世家執(zhí)掌京營的格局被改變，兵部文官和宦官開始作為軍事主官掌管京營。此時的京營被改革為了“團營制度”，也就是精銳集中起來由將領率領。雖然后來幾經(jīng)更迭最終恢復三大營制度，但是卻為后來京營的變革埋下了伏筆。

明朝中期，內(nèi)外局勢日漸平緩，內(nèi)外戰(zhàn)爭逐漸減少，而募兵制的興起，使得京營越來越少地被地方“租借”過去，因此京營也迎來了他的和平時期。不過這一和平，就讓京營萬劫不復。

上圖_ 明朝軍隊

首先，就是納入文官體系之下的京營貪腐嚴重。

在經(jīng)歷過改革之后，京營的指揮權被轉移到了多方勢力的手中——勛貴武臣、提督宦官、協(xié)理文官各分一杯羹。

武官作為軍隊的直接統(tǒng)帥，經(jīng)?？丝鄹鞣N名目的軍費軍餉，以至于“支糧則有，調(diào)遣則無”。也就是說，軍餉會按照規(guī)定發(fā)放，但是實際卻沒有這個人，軍餉落入將領私囊。更有甚者，名將郭英之后郭勛竟然將騎兵戰(zhàn)馬草場租借出去以獲利潤，使得部隊戰(zhàn)馬無從補給。

而實際在營的部隊，也時常領不到軍餉，因為“口食不給”、“以相保寢食而已”，士兵素質(zhì)極為低下，往往面有菜色、不能穿戴甲胄，騎兵也“上馬亦不能揮鞭而駑馬”。

上圖_ 明朝的官員

更厲害的，是軍隊的“占役”(指：逾制占用公務人員當差)。

京營身處京師，旁邊就是富可敵國、權近圣人的京師權貴，所以經(jīng)常被這些權貴“邀請”前往幫助營造府邸。軍隊有時協(xié)助工程是明軍一開始就有的傳統(tǒng)，但是為國家而非私人。明代中期，這種私人占役現(xiàn)象十分普遍，有的甚至終年沒曾參與操練，而是搖身一變，成了能工巧匠、“巧奪天工”去了。不知永樂帝若顯靈，看著自己昔日橫掃越南塞北的部下個個轉了專業(yè)到工程系，會作何感想。

京營到了崇禎帝手中，已經(jīng)是積重難返，別說像在永樂時期擔任野戰(zhàn)主力軍，就是城防守備都會有問題。

但崇禎帝依然決議改革，他派遣東林黨人李邦華主持京營整頓的任務。

上圖_ 明朝火器 “佛郎機炮”

上圖_ 明朝火器 “火銃”

李邦華到任視察京營狀況，差點沒哭出來：十萬大軍，實際僅存一萬七千(“堪戰(zhàn)不及十分之一”)，而且“全無號令，不諳步伐”。明軍倚重的火器“點放不齊，仰天虛發(fā)”，軍中緊缺的戰(zhàn)馬也“不可問”。裝備被士兵私自販賣、部隊的軍費積蓄也損失殆盡。而來京共同操練的班軍也從以前的十余萬變成了“五千三百四十二”，就連司令部(戎政府)的儲備銀也被人盜竊一空。崇禎時代的京營集各朝各代之大成，人無我有、人有我優(yōu)，不但問題多，還更加嚴重。

于是李邦華提出“一補軍伍，一精練拔，一清占役，一節(jié)馬差，一省馬軍，一;練神器，一習飛石”的改革方針，勢要一改本朝之積弊、還天子一可戰(zhàn)之軍。

在李邦華躬親力行的情況下，京營結果大為改觀——

一方面經(jīng)常檢查士兵人數(shù)，使得士兵不再缺額，并且親自檢查士兵素質(zhì)與操練，及時裁汰不過關的士兵;

另一方面，禁止士兵參與工程、不準戰(zhàn)馬借出。使得京營的戰(zhàn)斗力在短期內(nèi)迅速攀升，至少可以參與城防守備。

上圖_ 李自成起義圖

但京營的改革觸動了利益集團，以至于“諸失利者銜次骨，而怨謗紛然”。在崇禎二年清軍入寇畿輔的戰(zhàn)爭后，利益集團大多上書彈劾，將李邦華被趕下職位(值得一提，李邦華在卸任后繼續(xù)整飭其他地方軍伍，最后在李自成攻破北京時自殺殉國)。

李邦華之后，繼任者引以為戒再難以開啟強有力的改革措施，依舊有局部的改善，但再難以讓京營涅槃重生、強大如初了。不過京營之眾依舊涌現(xiàn)出了一批忠勇雙全的將領，有效減緩了明朝滅亡的腳步，比如京營名將黃得功，多次率軍擊敗張獻忠部隊、抵御左良玉東下，隨后在江北拱衛(wèi)南京，與清軍作戰(zhàn)時陣亡。

人禍之外，還有天災。

幾乎同步于橫行陜甘的饑荒、崇禎年間的華北大鼠疫也同時發(fā)作，并且在崇禎十四年登陸北京城。瘟疫抵達北京后，北京人口大幅下降，即使太醫(yī)院參與救急也無濟于事。而京營也飽受肆虐，整個軍營因為瘟疫使得非戰(zhàn)斗減員人數(shù)急劇上升，“大疫，軍死者甚眾”，僅存的士兵也羸弱不堪，將官前去集合，士兵們都坐臥不起，“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整場瘟疫造成了北京人口四分之一死亡，而士卒也損失過半。

不過驚奇的是，在李自成到達北京以后，瘟疫卻得到了控制，1643年到1644年的寒冷天氣到來也讓瘟疫最終停止了傳播。不過京營卻在崇禎十七年的三月份，與崇禎帝一起，成了歷史中的一串文字。

上圖_ 闖王進京

明末的京營改革極富代表性，很多關鍵的改革也都如同京營改革一樣，要么半途而廢，要么無法根治，更多的，是利益集團盤根錯節(jié)、使得改革不能進行深入，而一場大戰(zhàn)或者大變革，便能使得改革成果流產(chǎn)，再加上崇禎時代的西北大干旱讓農(nóng)民軍有近乎無限的兵源、瘟疫和關內(nèi)外持續(xù)的戰(zhàn)陣卻不斷消耗著明軍實力，此消彼長之下，只能走向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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