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讀：與胡雪巖一樣，在張弼士的財富史上，政治是兩個無法剝離的文字。這位在面見慈禧太后時都享有“免跪”特權(quán)的傳奇商人，在他大半輩子的經(jīng)商生涯中，也一直游離于政治的邊緣，成為紅極一時的“紅頂商人”。同時期唯一可與他相比的是路人皆知、比他年長18歲的胡雪巖，但張弼士卻做得比胡雪巖更成功。

在仕途上，從欽命頭品頂戴、光祿大夫，到粵漢鐵路總辦、佛山鐵路總辦，他的頂子一個接一個，比胡雪巖還紅。張弼士是張裕葡萄酒的創(chuàng)造者，張裕葡萄酒至今品牌不衰，得益的不僅是張弼士的商才，而且更拜他在仕途上的“進化”所賜。張弼士的仕途，明顯有別于“學(xué)而優(yōu)則仕”，而是與胡雪巖同道的“商而優(yōu)則仕”?！吧潭鴥?yōu)則仕”從來不是中國歷朝的主流，而大都出于財政狀況的原因。晚清政府官員腐敗貪污成風(fēng)，加之對外屢戰(zhàn)屢敗賠款不休，財政嚴重吃緊，所以“商而優(yōu)則仕”就是變相地賣官鬻爵。胡雪巖的仕途由結(jié)交湘黨黨首左宗棠始，張弼士則從攀上一個大佬——淮黨黨首李鴻章拉開仕途序幕。其時，張弼士是“南洋首富”，李鴻章是“北洋大臣”，他們間的“紅娘” 是大清駐英國公使龔照瑗。

1890，龔照瑗奉命考察歐美洋務(wù)，途經(jīng)南洋檳城，與“南洋首富”張弼士探討“富國之道”，不知同時是否受了“見面禮”，總之龔照瑗回國后便極力向北洋大臣李鴻章舉薦張弼士。主持洋務(wù)的李鴻章亦對張弼士的“財富和韜略”極為賞識，遂奏請任命張為檳城首任領(lǐng)事和新加坡總領(lǐng)事。由此，張弼士成為中國第一位“海外紅頂商人”。在1894年的張裕釀酒公司開辦準照上，李鴻章的大名赫然在目，中堂大人親批：“準予專利十五年，凡奉天、直隸、山東三省地方，無論華、洋商民不準在十五年限內(nèi)，另有他人仿造，以免篡奪?！崩铠櫿掠H自批準張裕公司成立，顯示出這對官商的關(guān)系實在不一般。除了“見面禮”，張弼士還靠什么很快打動了這位中堂大人?

“治事精核”的李鴻章一眼看出了“張?！笔菈K耀眼的金字招牌，在當時世人看來十分神秘，專做“洋酒”的張裕公司，一旦投入運營，巨額的投資，龐大的陣勢都足以給眼高手低的“北洋新政”套上一道閃亮的光環(huán)。于是，對張自然格外關(guān)照。張李二人于是人打得火熱。李鴻章待張如同家人。張弼士的侄子張成卿，這位張裕第一位總經(jīng)理，享受到了特殊禮遇。他到天津謁見李鴻章，不必門前等候，青衣小帽，直入府中，談笑猶如家人，旁觀者無不咋舌艷羨。

1897年，經(jīng)李鴻章舉薦，新加坡總領(lǐng)事張弼士又參與籌辦中國通商銀行，出任該行董事。在李鴻章的提攜下，這位“海外紅頂商人”財運亨通。由于北洋大臣的保舉，張弼士在仕途上也好運不斷，當然，前提也少不了“送”與“捐”。僅為見慈禧太后一面，張弼士就獻上白銀三十萬兩。太后見這個商人出手不凡，封官也很爽快得很，先賞了個侍郎賢，接著又賜頭品頂戴、補授太仆寺正卿，再綴上個商部考察外埠商務(wù)大臣。

最高領(lǐng)導(dǎo)人的“買賬”，使張的仕途買賣如火如荼，加官晉爵如同家常便飯。他曾三次被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召見。這對一般商人而言，已是志得意滿。而張與內(nèi)地紅頂商人之不同在于，他拿錢買歡心之人，不僅為謀取更大的商業(yè)利益，而且兼有政治之志。張弼士在國內(nèi)摸索多年，早已修煉出一雙慧眼：欲成就一番大業(yè)，不借助朝廷之力只能是紙上云煙。然而，同時他又深知：如此腐敗的政府，是不能依靠長久的，自己之仕途路，應(yīng)改換門庭、主動求變。

促使他與清廷徹底決裂的是“鐵路國有”事件。1911年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政策”，經(jīng)營鐵路的商人一夜之間成為一貧如洗的白丁，張弼士不斷上奏朝廷，力言鐵路國有不當，但未被采納，由此，張弼士徹底被清廷的“饕餮之夜”所驚醒，看透了清廷的腐敗和貪婪本性，轉(zhuǎn)而支持孫中山政治暴力革命。

清政府即將垮臺之時，他明智地選擇了新的政治力量，支持兒子張鐵君參加同盟會，并暗示南洋所屬各企業(yè)，要對在海外活動的革命黨人給予大力支持。在回到新加坡后，又通過胡漢民暗中幫助孫中山30萬兩白銀作為活動經(jīng)費。武昌起義爆發(fā)后，張弼士自告奮勇，成為革命的“財政官”，革命處于緊要關(guān)頭，張弼士以南洋中華商會的名義，發(fā)動群眾捐款，又以個人的名義捐贈巨款。辛亥革命后，張弼士繼續(xù)作革命的“財政官”，資助福建民軍7萬元……

對政治的清醒認識，換來的是張弼士更加悠長的政治生涯：在民國時期，張弼士又先后任總統(tǒng)府顧問、立法會議員、參政院參政、全國商會聯(lián)合會會長、南洋宣撫使等職——這在朝代更替的時代里，是絕無僅有的奇跡了。當1885年胡雪巖在凄慘中結(jié)束自己一生時，張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業(yè)的最高端，而張弼士在1916年逝世時，他享有與胡雪巖天壤之別的待遇：當他的靈樞自巴城經(jīng)過新加坡、香港時，英、荷殖民政府都為之下半旗致哀，港督則親往憑吊;當由汕頭溯韓江而上時，兩岸群眾均擺設(shè)牲儀致奠;甚至于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先生在得知噩耗后，還特派代表送挽聯(lián)，蓋棺論定，高度評價其為“怪杰”——“怪杰贏得人心，流芳千古?！蓖瑸榧t頂商人，張弼士為什么比胡雪巖結(jié)局好得多?

除了張弼士把海外作為發(fā)展根據(jù)地的因素，就是因為他與胡雪巖所處的成長、教育、生存環(huán)境截然不同。張弼士長期在國外接受多元思想文化熏陶，振興實業(yè)、富強國家，其內(nèi)容顯然不是完全盡忠清朝封建統(tǒng)治，也不是簡單復(fù)興漢族王朝，而是希望整個民族的強盛和繁榮。所以，與同時代保守的商賈胡雪巖相比，張弼士不僅顯得尤為開明，而且是思想上質(zhì)的進步與清醒。生前輝煌，死后哀榮。張弼士從“傳統(tǒng)商人”成功轉(zhuǎn)型為“近代商人”，明智地逃過了饕餮體制下的逆淘汰，善始善終，可謂獨一無二之紅頂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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