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常見一些領導干部的辦公室懸掛著各種各樣的座右銘，有名人名言、偉人語錄、諸子百家等等，品讀這些人生格言，你會由衷地敬佩領導者的雄才偉略、道德操守和處世哲學，因為這些都是至理名言，不僅涵蓋著人生的所有領域，還指導和激勵著領導干部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準則，是他們創(chuàng)建豐功偉績的動力和源泉，如果這些座右銘再配以古樸典雅的書法，就更凸顯領導者的文化底蘊，但是再好的座右銘一旦成為忽悠人的一紙擺設，那就會葬送自己的前程令你遺恨終生，古今中外包括帝王將相，這樣的例子還是不勝枚舉的。唐憲宗李淳可以算是一位歷史評價較高的帝王，他曾經(jīng)開創(chuàng)了幾乎與“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相提并論的“元和中興”，從而遏制住了不斷衰敗的大唐王朝，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與太宗、玄宗齊名的一代帝王，最終卻敗在了自己精心炮制的座右銘之下。

公元805年，28歲的憲宗登基，他躊躇滿志百廢待興，看到大唐王朝政權旁落人民飽受藩鎮(zhèn)叛亂之苦，他是憂心忡忡，決心以歷史上的明君為榜樣，重振大唐雄風，他留心于歷史典籍，從歷代興衰中尋找振興之道，每每閱讀到前朝興亡得失之時，總是要再三重溫，為了表示自己的賢明，上任的第二年，他就采集《尚書》、《春秋后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等歷史書籍中賢君忠臣的事跡言論，搜集成十四篇取名《君臣事跡》，并親自作序，制作成六塊屏風立在自己的辦公室，作為他執(zhí)政的座右銘，大概現(xiàn)在的官員辦公室懸掛書法作品就是繼承了憲宗的遺風，除欣賞之外，最主要的還是將之作為自己的言行指南。看到皇上如此賢能，大臣們紛紛上表祝賀，憲宗說，與其散見圖書典籍，不如收集成冊，作為施政借鑒，時刻看著它而親身加以實行，效法古人，希望開啟臣下的忠心。憲宗的用意大致有兩層，一是警醒自己，以前朝圣明的君主為榜樣，重振大唐;二是勉勵和鞭策大臣，借此激發(fā)臣子們對大唐的忠誠。

登基之初，憲宗的確按照自己的座右銘去做，把“太宗之創(chuàng)業(yè)”、“玄宗之致理”當作自己效法的楷模，他鎮(zhèn)壓反叛勢力，削除藩鎮(zhèn)日益膨脹的軍權，加強了中央集權，使動蕩的大唐政權步入穩(wěn)定，創(chuàng)造了繼“貞觀”“開元”之后的又一次“唐室中興”的景象。但是這種興盛已無法與前兩次相比，因為憲宗雖然平定了藩鎮(zhèn)，卻沒有從根本上削除割據(jù)的土壤，沒有遏制官僚地主對勞動人民的盤剝，造成大批農(nóng)民流離失所，社會生產(chǎn)受到極大影響，因此未能實現(xiàn)真正意義的繁榮。另外，他信任重用宦官，將宦官安插進各個權力機構，甚至掌管著重要軍隊，他覺得駕馭宦官比其他大臣容易，于是開始笙歌艷舞游宴玩樂，后來重用奸臣皇甫鎛而打擊排擠“中興”的功臣裴度，而且沉湎于方士巫術以求長生不老，據(jù)說他在宮中聚集僧道煉丹配藥，把個后宮搞得烏煙瘴氣，宦官人人自危，最后不堪忍受將其殺死。

憲宗28歲登基，43歲被宦官所殺，據(jù)說在處理朝政的緊急關頭，憲宗還時常溫習他親手制作的《君臣事跡》，以此來警醒和糾正自己的偏差，到后來卻偏聽偏信耽于酒色，最終敗在了自己親手制作的座右銘之下，也把他的老祖宗李世民與魏征的君臣事跡拋到了瓜洼之國，這真是歷史的嘲諷，南宋文學家洪邁在他的《容齋隨筆》里感嘆道：荒于游宴，死于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所以古訓教導人們，不要常立志要立長志!大概就是針對憲宗這樣的人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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