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在其統(tǒng)治后期寵重和珅，當為人盡皆知的故事。他先后任命和珅為軍機大臣、總管內(nèi)務府大臣、領侍衛(wèi)內(nèi)大臣、步軍統(tǒng)領和吏、戶、兵三部尚書等官職，秉政達二十余年之久。乾隆后期的政治受到和珅的諸多影響。

據(jù)記載：“時和公相，聲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撫皆奔走其門下以為快?！薄耙粫r，貴位無不仰其鼻息，視之如泰山之安”，或“恃為奧援”極力攀附之。故而，隨著和珅官職與官位的不斷加升，其家也開始門庭若市。有人形象地描述道：“和相當國，一時朝士若騖，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后期，時稱為‘補子胡同’?！毖a子是官服，說的是官員奔競結(jié)交和珅的丑態(tài)，而時風可見一斑。至于官員走和珅門徑的具體情形，嘉慶時查辦的兩淮鹽政徵瑞行賄案可以說明一定的問題。兩淮鹽政是一肥缺，為了保住此缺，徵瑞供稱：他于嘉慶元年(1796)，和珅妻故逝時，饋銀二十萬兩，“彼時和珅意存見少，欲伊增至四十萬，是以未收。而從前曾送過和珅二十萬，當經(jīng)收受。此外和珅交辦緞匹物件等項，并奇巧之物，不可勝計”。

和珅婪贓納賄，直接導致了兩個后果：其一，官員在政治目的與利益的驅(qū)使下，或自上索賄，導致下官搜刮民脂民膏;或監(jiān)守自盜，虧空國帑。其二，上行下效。和珅恣意貪婪，官吏爭相效尤，有恃無恐。故乾隆后期的貪污大案，凡情節(jié)嚴重、手段卑劣者，多與和珅有關(guān)。

和珅為了滿足乾隆帝的揮霍欲望，還挖空心思，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推出“議罪銀”制度，規(guī)定凡官員坐罪，可以通過繳納銀兩的方式得到豁免或減輕處罰，議罪銀所得款項均入內(nèi)務府各庫，它增加了皇室的收入。然而，官員的貪污行徑更加肆無忌憚，有人在繳納議罪銀后旋即再去婪臟索賄，形成惡性循環(h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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