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趙佶以皇帝身份參與朝政的任何活動時，即便與文化藝術相關，個人以為他可以被統(tǒng)稱為“宋徽宗”，但當他以個體獨立的姿態(tài)進行藝術創(chuàng)作時，應該稱之為“趙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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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趙佶，半百人生54年，黃袍著身25載，一個在歷史上能夠留下一筆的慘淡只影，在公元12世紀初便轉瞬即逝了。脫脫撰寫《宋史》，寫到《徽宗紀》時，不由擲筆惋嘆：“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

此論幾為后代評價宋徽宗的基調，宋徽宗在太平盛世做了太平皇帝，卻淪為亂世囚徒，客死他鄉(xiāng)，斷送了王朝，斷送了自己。上述為王朝史觀者扼腕之共識!

的確，“獨不能為君耳”，使一個伴隨文藝復興而即將迎來的近世國家，就這樣在文藝復興中毀譽參半了，國土淪喪了，百姓流離了，作為一國之君，他難辭其咎?！爸T事皆能”，恐怕連脫脫都能依然感受到趙佶的才華遺韻，以及他為兩宋帶來的藝術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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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為帝王尺度，如今我們能記住二十五史里的幾位帝王呢?這些帝王又給我們留下了多少可以普世并流傳的精神價值的承載體呢?皇家畫院與諸多皇家藝事、因皇家收藏而留下的國寶級別的文物，尤以宋徽宗趙佶時期絢爛耀眼于世。

他本人的繪畫創(chuàng)作以及他贊助的藝術家們的繪畫創(chuàng)作，更是他留下來的一筆帶有開創(chuàng)性的人類精神財富。從世界史來看，他不愧是美第奇家族事業(yè)的先驅。

宋徽宗趙佶沒有讓帝王的強勢侵占他內在的靈性、剝奪他的文化個體性，而是在帝王與個體之間選擇了“個體優(yōu)先”，以美超拔了他個體人性的美好一面，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巨人。他所留下的一切藝術符號都標記了他人性中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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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許不能選擇歷史，但他就是他，他尊重了自己的稟賦，為一個時代賦予了藝術氣質。他有這個實力，無論是他本人所稟賦的藝術才氣，還是他所能掌控的皇家財力，都足以使他推動和代表他那個時代的文化主流，以一個國家的力量贊助支持人類精神財富的積累與收藏，實踐他的理想主義。

最尊重藝術家的帝王

還有那巖巖若孤峰的皇家畫院，所取得的藝術輝煌足以傲視宇內。其實，皇家畫院早在五代時就開始了，那時的翰林待詔們主要為帝王或貴族畫肖像，以及將朝廷的重大活動場景描繪記載下來。隨著宋朝歷代文治的社會風尚，畫院逐漸擺脫聚集畫匠的單純功能。

開始追求繪畫的本質和藝術的格調，打開心靈和精神的自由之眼，將它們的觀感付諸繪畫上。特別是在宋徽宗趙佶、高宗趙構、孝宗趙眘時代，應該是畫院最好的時期，尤以徽宗為最，大概是他的藝術天稟，使他不由自主地將生命中最具靈性的智力都傾注到畫院和宮廷的各類藝術事業(y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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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積極完備皇家畫院制度，主要是提升畫院的規(guī)格，由翰林圖畫局直接管轄。據《畫繼》作者鄧椿記述，宋徽宗親自主持畫院，他在1104年正式將畫學納入科舉考試，考試分六科，如禪道故事、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徽宗親自出考試題，他常以古人詩句出畫稿題。

如“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格調在“無”字上，“深山藏古寺”，趣味在“藏”字里。時光被藏起來，給自由精神一個絕對靜止的自然空間，人性可以縱浪大化之恣肆，但姿態(tài)卻謙卑含蓄，畫面上給出一個幾近空無的美學逸趣。

如果我們把自由作為一個美學標準的話，“無”也可以是一種姿態(tài)，在老莊自然哲學里隱含著一種絕對自由的氣質，這正是宋徽宗的藝術品位。人性在虛擬的自然中獲得自由的舒展，心靈在“無”的體認中贏得遐想的自由馳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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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中的學生根據出身，分“士流”與“雜流”，前者為有文士背景，后者或為工匠身份。學生除學習繪畫外，還必須學習《說文》《爾雅》《方言》《釋名》四種書?！笆苛鳌奔孢x修習一大經一小經;“雜流”則誦小經或讀律。同時，宋徽宗設立“書學”科，由翰林書藝局管轄。

學習篆、隸、草三書體字，同時修習《說文》《爾雅》《論語》《孟子》，自愿修習大經。宋代的“大經”，指《道德經》《黃帝內經》《周易》，“小經”有《孟子》《莊子》《列子》，“律學”包括斷案和律令。

對于畫院書院的藝術學子們來說，還是相對輕松的，從科舉還是以四書五經為必考科目來看，他們的藝術靈感得到了比較好的愛護。藝術所給予人類情感的教育，不可以政治和道德置換分毫，如果我們以此為終極判斷的話，當可認同這種考試安排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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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入畫院的畫師，俸祿優(yōu)厚，以翰林、待詔的身份享受與官員相同的待遇，并授予頭銜，有畫學正、藝學、待詔、祗侯、供奉、畫學生等名目。如此完備，可謂中國最早的美術專業(yè)學校。

藝術家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以畫院為首，其次書院，再次琴院、棋院、玉院的百工等技藝人員皆在下院。支給其他局里的工匠報酬叫“食錢”，而書畫兩院的報酬叫“俸值”，表明對待藝術家和工匠的不同態(tài)度。

以人權來考量，從事藝術活動是其個人權利，他只要在藝術活動中實現(xiàn)了自我，在文化的江山里，哪怕只是添了一草一木，他就是個成功人物，勿以成敗論英雄，更勿以王權得失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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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會說，如果他從事的藝術活動導致了王朝覆滅，給人民帶來災難呢?這當然是一個理由，是一個壓倒一切的理由，但事實是，沒有一個王朝是因為君王從事藝術活動而亡的，他若不搞藝術，或換另一個君王，北宋就不會滅亡?顯然不是這樣。

他是一個不稱職的君王，更不幸的是，他接到了王權的最后一棒，這一棒的命運，注定了他搞不搞藝術，北宋都要滅亡。幸運的是，他能在北宋滅亡之前，讓藝術放出了文藝復興的光芒，文化中國曾經被他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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