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的仁治是怎么實施的?為什么后世帝王無法超越?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小編一起看一看。
縱觀歷史,西漢時期的“文景之治”乃是中國封建時期的第一個盛世,《史記》作者司馬遷曾用動情的筆墨記敘“文景之治”時的生活場景,“百姓無內(nèi)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這一安寧繁華社會的出現(xiàn),顯然都要歸功于盛世開啟者——漢文帝劉恒。太史公不吝言辭地稱贊漢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若非漢文帝仁德施政,這清明通和的盛世也不會享譽史冊。那么,漢文帝的仁治到底達到了什么樣的程度,他的治國之道又是什么?
▲太史公司馬遷劇照
克己欲、抑己惡,以厚天下
據(jù)史書記載,漢文帝劉恒早期曾有諸多享樂縱欲的嗜好,比如喜好游獵,“(帝)日日射獵,擊兔伐狐”,甚至癡迷到了“一日再三出”的程度,大臣賈山曾為此上書勸諫。除喜好游獵之外,文帝還常常縱馬馳騁以尋求刺激,史載“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贝蟪荚灰缘弁醢参jP系國家社稷安定為由進諫文帝,成功讓他放棄了這個危險的嗜好。
▲畫像磚拓片《漢代車馬出行圖》
另外,曾有不少地方官員進獻千里馬給漢文帝,漢文帝在戒掉騎馬兜風的愛好后,“(帝)于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然,對于宮廷所用御馬,他也下令加以縮減,“省廄馬以賦縣傳”,減少御馬數(shù)量并將其供給普通郵驛,以節(jié)省國家開支。從這些方面都能看出,漢文帝善于虛心聽從諫言,能夠克制自己的欲望,積極改正自己的不足之處,將國家利益置于個人喜好之前,即“克己欲以厚天下”。
▲漢文帝劉恒劇照
漢文帝在“克己欲”和從善入流的同時,還難能可貴地做到了“抑己惡”。最典型的便是過中渭橋驚輿馬事件,廷尉張釋之判處此案“一人犯蹕,當罰金”,因受到驚嚇而極為惱怒的漢文帝認為此案處罰太輕,張釋之以法為準據(jù)理力爭后,“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
很明顯,漢文帝并非圣人,也會惱怒,但他在聽取臣下的判處依據(jù)后,內(nèi)心進行了一番關于“私我”與“公法”的斗爭,最終國家法理戰(zhàn)勝了帝王的內(nèi)心意志,漢文帝拋卻帝王尊嚴而遵從國法,認同了張釋之此前裁斷,而不像其他帝王那樣將個人意志凌駕于國家之上。漢文帝為人處事奉行“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的信條,以“仁”立身,以“仁”治民,將自身仁善推及百姓,從而成為史上第一位真正實踐儒家所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封建帝王。
舊兼新、文同武,以盡臣才
劉恒當初還在封地為王的時候,其實與長安諸臣并無太多瓜葛。高后呂雉死后,長安歷經(jīng)一場血腥政變,身居北地代國的劉恒在倉促間被眾臣選中繼承帝位。啟程趕赴長安之時,劉恒所帶親信只有宋昌、張武等寥寥數(shù)人,史載“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wèi)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雖然為鞏固手中權力和保住自身性命,漢文帝入主長安后立馬下令宋昌領南北軍,拱衛(wèi)京城與皇宮外圍,張武任郎中令負責宮城治安,但他并沒有將這種非常時期的倚重演化成一種用人傾向——宋張二人只是在恰當?shù)臅r間各盡其才,事后并未成為權臣,而這也是文帝為國用人的高明之處。
▲西漢未央宮(現(xiàn)代數(shù)字化復原)
很多皇帝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往往會刻意提拔自己的親信心腹,尤其是那些“從龍之臣”更是恨不得個個加官進爵。然而漢文帝卻不然,在合理任用從代國來的親信之外,他也對漢高祖和高后時期留下的老臣頗為器重。說起來,當初正是在以陳平、周勃為首的高祖舊臣擁戴之下,劉恒才能突出重圍登基稱帝,這些德高望重的老臣閱歷廣、資歷久,再加之長年身居要位,文帝即位后,為了國家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前途,必須繼續(xù)重用他們。
▲漢惠帝劉盈劇照
史載“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征用”,周勃、陳平、灌嬰、張蒼等榮獲軍功的老臣先后被文帝任用為丞相。在張蒼因推算律歷失準與薦人失察而被免相后,漢文帝曾想借此改革“非軍功不能為相”的用人制度,《史記》記載:“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瘡V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余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p>
▲陳平劇照
本來,漢文帝是打算任命小舅子竇廣國為相,但經(jīng)過一番深思熟慮,還是決定任命以勇健材力見長的高祖舊臣申屠嘉為丞相。除此之外,文帝即位后,先后任季布為河東太守、欒布為將軍,派遣陸賈出使南越,召田叔詢天下賢人、復孟舒為云中太守。上述眾人治理地方與完成任務,無不政績出色,文帝對高祖舊臣一派確實是做到了人盡其才、量才任用,不論文武均同等視之。
▲陸賈出使南越雕像
當然,漢文帝的用人觀還體現(xiàn)在他通過舉賢良征辟、直接咨詢和間接考察等途徑,起用了一大批新人。劉恒召賈誼為博士后,又下詔舉薦賢良方正能言極諫者,潁陰侯隨騎賈山依詔上《至言》,博士賈誼上《積貯疏》,升遷為太中大夫;晁錯則在數(shù)年之內(nèi)由太常掌故,升遷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再為博士,拜太子家令,后又因對策精辟升為中大夫;張釋之則由謁者遷仆射、再拜公車令,期間又因彈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拜中大夫,最后官至廷尉,史載“文帝由是奇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其后,拜釋之為廷尉”。
▲漢代文臣蠟像
馮唐則因論將有味,帝令其持節(jié)云中復魏尚之職,“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文帝起用的這些新人,無不身懷才干,他們就任后對朝中政治、經(jīng)濟、邊防和軍事發(fā)展變革有著極大貢獻。文帝一朝,老臣“少文多質(zhì)”以持重,可穩(wěn)定社會,使吏治寬厚,與民休息;新臣則銳意革新,明鏡高懸,變革天下。文帝兼兩者而參之,使眾臣人盡其言、各盡其才,有條不紊地處理軍國大事。
▲漢文帝劉恒劇照
懷并安、削與擴,以置諸侯
漢文帝雖然知人善任,有著一顆仁厚之心,但也應注意到,就是因為自身太過仁義,才導致文景兩朝的諸侯藩王問題日益嚴峻。漢文帝在位時期,驕縱淮南王劉長、吳王劉濞等諸侯王,賈誼及晁錯等人力勸其削藩,文帝未能全數(shù)采納,最終釀成了景帝時的“吳楚七王之亂”。
▲今人仿建漢代皇宮
不過漢文帝之所以放縱各地諸侯王,也并非全因仁義,乃是由其在位時的國情決定。彼時匈奴強盛,文帝若是不顧邊境安危,對各地諸侯痛下殺手,匈奴勢必南下掠境,國家內(nèi)憂外困相交則必定風雨飄搖。匈奴問題高懸于頂,促使文帝對待各地諸侯只能采取懷柔政策。再者,長安一眾高祖舊臣在崤山以東與巴蜀等地也有封邑存在,漢文帝的一封詔書中曾寫明“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wèi)尉足等十人四百戶?!?/p>
▲漢高祖劉邦劇照
陳平、周勃、灌嬰、夏侯嬰、陸賈等身居高位的老臣,早在漢初就被授予侯爵,也是他們聯(lián)手推翻了呂氏外戚集團,迎代王劉恒入長安為帝,功勞最大的周勃事后被文帝加封為萬戶侯,掌百官丞相之職,史載“(周勃)朝罷趨出,意得甚”。若是貿(mào)然削藩,這些與山東諸侯王關系密切的老臣會不會功高得意而僭越謀反?文帝不知道也不敢嘗試,當年呂后剛死之時,呂產(chǎn)、呂祿等人不敢立刻進行逆謀,就是因為內(nèi)懼高帝老臣、外懼山東諸侯勢力。能夠制衡這些德高望重且勢力強大的高祖舊臣,恐怕也只有山東的諸侯王們。出于多方面考慮,漢文帝最終沒有驟然削藩。
▲西漢梁王劉武劇照
當然,漢文帝對于削弱諸侯強國勢力也并非沒有部署。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賈誼上疏:“今淮南地遠者或數(shù)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于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愿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后,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周亞夫平七王之亂示意圖
這封奏疏的大意就是建議漢文帝冊封皇子到梁、代等軍事要地就藩,并擴大兩國領地,以拱衛(wèi)長安。文帝采納了賈誼的建議,將最寵愛的嫡次子劉武派到梁國,監(jiān)督防御吳楚等諸侯強國。景帝七國之亂時,這一部署發(fā)揮出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劉武率眾力抗反軍,周亞夫很難在三個月的時間里徹底平定叛亂。
▲漢文帝霸陵
漢文帝仁德修身、治民安境,其長時間地推行仁政既是百姓社稷之福,也為他本人贏得千古美譽,成為歷代贊頌的圣明天子。“富由德興”、“德者得也”,仁德施政才能開創(chuàng)盛世,漢文帝以其成功的治國實踐,讓世人清楚地看到了統(tǒng)治者的仁德人格會對國家政治造成什么樣的有利影響。從這一點而言,后世想要締造盛世的帝王,幾乎無不效仿,但卻再沒有一人能夠超過漢文帝劉恒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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