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國最后一個漢人統(tǒng)治的王朝，眾所周知明朝是被清朝所替代的。但明朝卻不是毀在滿人的手里，而是被漢人農民起義軍拉下馬的。

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明崇禎皇帝無路可逃，自縊而亡，屹立了兩百多年的明王朝滅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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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帝王、一大票“忠臣良將”，忙活了半天結果還是亡了，可到底是怎么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是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崇禎無能剛愎自用把大明朝給折騰完了，也有人說是天道亡明、大明氣數已盡?？傊?，在多數人看來是崇禎辜負了一干“忠臣良將”，將明朝給滅亡了。然歷史的真相真的如此嗎?崇禎真的辜負一干“忠臣良將”嗎?

一些學者們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明朝滅亡固然有天災瘟疫和崇禎多疑等方面的原因，但是那些所謂的“忠臣良將”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祟禎皇帝在位的十七年中，可以說是非常的勤政。他勵精圖治，希望重振朝綱，中興大明?？墒撬麉s生不逢時，萬歷、天啟留給他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到崇禎時已經是岌岌可危了。

在無休止的黨爭之中，崇禎時代的臣子，大多不過是只知有朋黨，而不知有朝廷的利己者;整個官僚集團也已分裂成一個個利益集團;因私而害公是官場的常態(tài)。套用“文革”中流傳得很廣的一句話，那時就是“爹親娘親不如派性親”。正因為如此，當時沒有一件事是崇禎皇帝想做就能夠做得成的。出于朋黨的利益，凡是敵對一派反對的另一派就一定擁護，凡是敵對一派擁護的另一派就一定反對，弄得崇禎皇帝里外不是人。至于是與非，根本就不重要;但表面上，卻又是極其重要的。

那時，一個主張?zhí)岢鰜恚纫纯凑紊系恼_與否。而怎樣才能解決實際問題，很少有人會真正關心。比如，崇禎皇帝想要集中力量平息陜西、河南方面的“匪患”，而試圖與關外的滿族政權議和。這本來是件無可厚非的事情，但它在政治上卻是不正確的。因為，“東虜”與大明朝在政治上向來是不對等的;議和意味著明朝皇帝向蠻夷之人屈尊。惟其如此，關于議和的事，崇禎皇帝只敢暗地里與少數閣臣和親信太監(jiān)在非常秘密的狀態(tài)下進行;秘密一旦泄漏，則必須由參預此事的大臣來承擔“欺君之罪”，以保證皇帝本人政治正確，以免受到臣下的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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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皇帝本人對臣下諫阻“議和”也非常討厭，認為把這樣的措辭強加于自己，不僅歪曲了自己的意思，也抬高了東虜，貶低了朝廷。所以，一旦有消息靈通的大臣上書反對“議和”，崇禎皇帝就會十分惱怒。他認為與東虜不是議和，而是“撫議”，符合“柔遠能邇”的古義，也顯示了朝廷對關外滿族的政治優(yōu)勢。至于“撫議”些什么，崇禎皇帝既不愿割地，也不愿賠款，幻想著能夠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一廂情愿得讓人絕倒。結果，偷偷摸摸的“撫議”，始終“撫”不出個結果，明朝因此不能傾全力“剿匪”，眼看著各路起義軍奄奄一息，又眼看它們死灰復燃。

當李自成的起義軍快要攻入京城時，那些所謂的“忠臣良將”在做什么?大順軍占領北京時，明朝廷在京的兩三千名官員自盡的只有二十人，而其他的官員則是爭先恐后地前往大順政權政府報名請求錄用，真所謂“衣冠介胄，叛降如云”。國子監(jiān)生陳方策塘報中說：“我之文武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謂賊為王者之師，且旦晚一統(tǒng)也。”

文人如此，軍官又是如何?大順軍在短短三個月時間里就占領了包括京師在內的整個黃河流域，除了在寧武和保定兩地稍遇抵抗以外(其實在保定城里“代帝親征”的大學士李建泰也是主張投降的)，到處是一派望風歸附的景象。明朝遼東軍隊和官員奉命撤入關內勤王，由平西伯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帶領于三月十三日全部進關，駐扎于昌黎、灤州、樂亭、開平一帶。當他們得知大順軍已經占領北京，明朝廷已經覆亡時，就同山海關總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歸附了大順政權。黎玉田被委任為大順政權四川節(jié)度使，奉李自成之命與明朝投降總兵馬科領軍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嶺、淮河以北的明朝軍隊已全部收入大順政權的編制中，地方除遼東外均為大順政權所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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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樣的文臣武將，我們又怎能說明朝滅亡是因崇禎辜負一干“忠臣良將”所造成的?可憐的崇禎呀，在自縊之前身邊僅有提督太監(jiān)王承恩陪同，身邊竟然沒有一個臣子。崇禎死前曾斥責士大夫：“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就連起義造反的李自成也曾說過崇禎“君非甚暗”，只是“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至此看來，明朝的滅亡，崇禎或許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他的那些“忠臣良將”就可以不承擔“亡國之臣”的責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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