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領導俄國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創(chuàng)建了蘇維埃國家。在爾后的74年里，它歷經各種風雨，把蘇聯(lián)建成世界超級強國之一，卻經不起時代和改革浪潮的沖擊，于20世紀90年代初頃刻自行解散。對于這一歷史現(xiàn)象，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

蘇聯(lián)共產黨(蘇聯(lián)共產黨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名稱：1898年成立時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18年改名俄國共產黨(布)，1925年改稱全聯(lián)盟共產黨(布)，簡稱聯(lián)共(布)，1952年改名蘇聯(lián)共產黨。為便于行文，本文不分時期一律稱為蘇聯(lián)共產黨(蘇共))早期是列寧締造的無產階級革命黨。它領導俄國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創(chuàng)建了蘇維埃國家。在爾后的74年里，它歷經各種風雨，把蘇聯(lián)建成世界超級強國之一，卻經不起時代和改革浪潮的沖擊，于20世紀90年代初頃刻自行解散。對于這一歷史現(xiàn)象，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F(xiàn)在筆者從蘇共自成立至結束的歷史演變，闡述它后來已不是無產階級革命黨了，對其自行解散作一歷史詮釋。

以奪取政權為目的，而不隨情勢變化進行自身的變革

毛澤東同志指出：對于共產黨來說，奪取政權只是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以后的任務更艱巨。蘇共在奪取國家政權之后，確實為圓俄國的富強之夢做了很多事情，唯獨忘了自身的變革，后來變成了以控制政權為唯一目的，不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了。

政黨和國家，無論從含義和職能來說，都是不同的范疇，國家是隨著階級的產生和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而建立的;而政黨則是隨著工業(yè)文明時代的到來、人們參政意識的增強而形成的政治團體。國家以行政力量將社會矛盾和沖突限制在特定的秩序范圍之內;政黨的重要職能是在政權機關里表現(xiàn)所代表的社會階級或群體的利益和意志。執(zhí)政黨則是代表社會來行使國家權力。蘇共自掌握國家政權之后至自行解散，始終以黨代政、黨政合一，是背離政治文明發(fā)展的自然趨勢的。蘇共不思自身變革，以掌握政權為唯一目的，是和它實行以黨代政、黨政合一的方針分不開的。

現(xiàn)代社會的政黨政治是資產階級創(chuàng)造的。從資產階級創(chuàng)造典型的政黨政治的過程中，可以看到政黨政治的一般特點。

17世紀英國爆發(fā)資產階級革命時并沒有政黨。1679年5月，國會討論王位繼承人問題時，出現(xiàn)了分別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輝格黨和托利黨兩個集團，到19世紀40年代，演變成相對穩(wěn)定的自由黨和保守黨的國會兩黨制。到20世紀初，又演變成工黨和保守黨的國會兩黨制。

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也不存在現(xiàn)代意義上的政黨。爾后，經過第一共和國、第一帝國、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國、第二帝國、第三共和國等近一個世紀的政權更迭和政壇紛爭，到1875年“第三共和國憲法”通過后，國民議會才形成相對穩(wěn)定的多黨制政黨政治。

美國的政黨政治也是在獨立戰(zhàn)爭勝利之后，在國家體制完善的過程中形成的。19世紀20年代，國會中形成反映南部奴隸主利益的民主黨和代表西部農業(yè)資本家、北方工商業(yè)者利益的共和黨。南北戰(zhàn)爭后，由于奴隸制被法律所禁止，民主黨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又有了變化。

如果撇開具體的英國君主立憲制、美國聯(lián)邦制、法國共和制等不同政體，也不管英、美的兩黨制和法國的多黨制，就典型的現(xiàn)代政黨政治的發(fā)育過程來看，都是：(1)先立國、制憲，后建黨，各政黨都在憲法的規(guī)范內通過公平競爭來建立和活動;(2)政黨是相對穩(wěn)定的某一社會群體利益的代表者，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階級、階層的重構，政黨的名稱、組織也有所變化;(3)某一政黨一旦上臺成為執(zhí)政黨，就不能忽略全社會的普遍利益。這些，可以說是現(xiàn)代政黨政治的要素?，F(xiàn)代政黨政治對現(xiàn)代社會政治生活的積極作用在于，有利于實現(xiàn)權力的制衡性、決策的民主性、競爭的公平性、利益的協(xié)調性、秩序的法制性。這幾乎被世界各國所認同。

蘇共成立于1898年，當時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建黨的目的在列寧看來首先就是奪取政權。20世紀初，列寧明確地說：“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列寧選集》第3版，第1卷，第406頁。)由于在建黨目的、黨的組織原則等問題上的分歧，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形成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派，它將指導思想、組織原則、活動策略完全集中到奪取政權上來，終于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蘇共隨之成為國家的執(zhí)政黨。1918年，蘇共又憑借掌握的國家政權，以暴力取締了除蘇共以外的一切政黨，成為全國唯一的政黨。蘇共以暴力實現(xiàn)一黨專政的措施和現(xiàn)實，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成為日后黨權即政權、黨即國家的觀念氛圍和客觀環(huán)境。自此，蘇共始終以國家和憲法的締造者自居，凌駕于國家和憲法之上。

1924年1月，列寧在久病之后逝世。如果說列寧在當政時期尚沒有時間、條件和精力來考慮和調整作為國家執(zhí)政黨以后的指導思想、組織原則、活動策略的話，那么，斯大林當政近30年，已有足夠的時間、條件和精力來考慮和調整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但是，斯大林始終堅持階級斗爭是社會發(fā)展的唯一動力，提出“隨我們的進展，階級斗爭將更加尖銳”的理論(見《斯大林全集》第11卷，149—150頁)，使階級斗爭常態(tài)化，不斷開展各種政治運動和“大清洗”運動，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實行書報檢查和輿論統(tǒng)制，禁止思想自由和自由地思想。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繼之。赫魯曉夫從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平反冤假錯案、強調社會主義法制開始，對斯大林模式進行改革。關于黨的問題，赫魯曉夫在1961年10月的蘇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全民國家”、“全民民主”、“全體人民的黨”等概念的思想(見《蘇聯(lián)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頁)。赫魯曉夫的改革，使“以野蠻的手段消滅俄國的野蠻”這種俄國文明發(fā)展進程的傳統(tǒng)出現(xiàn)轉折，開創(chuàng)以文明手段推進俄國文明的先肇。關于黨的改革的思想和觀念，盡管還不明確、不科學，但它表明赫魯曉夫希望改革蘇共，因為這個黨作為國家執(zhí)政黨已有45年了，而指導思想、組織原則、活動策略卻絲毫不改奪取政權時期的那種狀況。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魯曉夫之后，雖然表示要貫徹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集體制定的總路線”，實際上停止了赫魯曉夫已經開始的改革，全面回歸到斯大林時期去。剛剛開始提出、尚未有實際行動的關于變革黨的問題，也被悶死了。

縱觀蘇共93年的歷史，從工人階級的革命黨變?yōu)樘K聯(lián)國家執(zhí)政黨;在這93年里，世界和蘇聯(lián)社會都發(fā)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而蘇共卻抱著最初的東西，拒絕變革。

蘇共不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代表

早期的蘇共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利益和意志的體現(xiàn)者。但是隨著它成為執(zhí)政黨以后，就逐漸變了。

斯大林時期，蘇共無視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工人的工資和級別是國家規(guī)定的，工人的平均工資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沙皇時期工人平均工資的一半左右。工人的居住條件更差，多數(shù)是一家老少蜷縮在一間斗室里。斯大林把各級蘇維埃變成橡皮圖章，這是對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的嘲弄。工人挨不到企業(yè)生產和管理的邊，和口頭、文字上鋪天蓋地的“工人是企業(yè)的主人”的宣傳，形成黑白分明的對照。

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的情況更慘。農業(yè)集體化是對全體農民的剝奪，稍有不滿的行動，即被作為“富農”，沒收財產，或被流放，或被關進集中營。隨之，農民被迫接受“農副產品義務交售制”，用斯大林的書面語言來說，是“為國家工業(yè)化繳納‘貢稅’”。農民被死死地釘在集體農莊里，實際上是把全體農民變成蘇共領導層的準國家農奴。蘇共內部以布哈林為首的部分領導人，對斯大林的這一“理論”和政策措施提出不同意見，斯大林即恨之入骨，被作為“黨內右傾復辟資本主義”集團橫遭批判，直至被作為“帝國主義間諜”，慘遭殺害。

即使是受斯大林看重的社會名人，也只許頌揚集體化，不許講真話。1931—1933年，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深入蘇聯(lián)傳統(tǒng)產糧區(qū)頓河地區(qū)農村去體驗生活。肖洛霍夫看到集體農莊的收獲幾乎被國家征光了;征糧隊像對待囚犯那樣對待農莊莊員;農村到處出現(xiàn)挨餓現(xiàn)象，不少地方大批餓死人;生產管理糟糕得難以想象。肖洛霍夫把這些觸目驚心的情況，多次寫信向斯大林匯報，希望能得到糾正。1933年4月16日，肖洛霍夫給斯大林的信中寫道：僅僅在韋申斯卡亞區(qū)(北高加索)有2000戶農戶因沒有完成交糧指標，就被開除出集體農莊，隨后被沒收財產，連種蔬菜的地也被沒收，這些家庭只好等著餓死。征糧隊挨家搜查糧食，“法院把從其宅旁地搜出糧食的人判了10年徒刑。僅韋申斯卡亞區(qū)因糧食問題被判刑的就有1700人左右。他們的家人隨即被遷往北方?！?沈志華總主編：《蘇聯(lián)歷史檔案選編》第15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92頁。)肖洛霍夫請求斯大林向韋申斯卡亞區(qū)和上頓河區(qū)提供救濟糧，因為農民都在挨餓。

1933年5月6日，斯大林回復肖洛霍夫，訓斥說：“為了不在政治上犯錯誤(您的信不是小說，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應當全面地看問題。您所在的區(qū)(也不光是您所在的區(qū))的那些令人尊敬的莊稼人搞了一場‘意大利式的罷工’(消極對抗！)，他們才不在乎工人和紅軍是不是在挨餓，消極對抗是無聲進行的，從表面上看是不傷人的(不流血)，但是這一事實并不會使下列事實得到改變：令人尊敬的莊稼人實際上同蘇維埃政權進行了一場‘無聲的’戰(zhàn)爭，一場殊死的戰(zhàn)爭，親愛的肖洛霍夫同志?！钊俗鹁吹那f稼人也并非真是不傷人的，時間越長會看得越清楚?！?沈志華總主編：《蘇聯(lián)歷史檔案選編》第15卷，第695—696頁。)斯大林就是這樣看待、對待農民的！

知識分子的命運也十分不幸。很多卓越的科學家被無辜剝奪自由，關在集中營里從事科學研究。遺傳學和遺傳學家的遭遇，是蘇共對待科學事業(yè)和科學家的縮影。斯大林宣布遺傳學是“資產階級偽科學”，禁止研究，解散研究機構，查封研究書刊。享有國際盛譽的遺傳學家瓦維洛夫，被誣為“帝國主義間諜”，受迫害死于獄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斯大林再次掀起討伐遺傳學和迫害遺傳學家的新高潮，摧毀遺傳學研究。

相比之下，本來就已龐大得嚇人的官僚隊伍則更加膨脹起來。僅蘇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中央各機關，各加盟共和國黨中央各機關，這些機關的干部就達到50萬人。勃列日涅夫上臺后，趕緊把赫魯曉夫規(guī)定、尚未切實實行的領導干部、蘇共中央委員的任期制、輪換制予以廢除。于是，自1965至1984年，高層黨政機關干部層幾近凝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大多數(shù)的任期超過15年，中央委員大多數(shù)任期超過12年，其中像波諾馬廖夫已有34年，齊米亞寧已有25年。1981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超過70歲。政治局會議一般是15分鐘左右;勃列日涅夫連讀幾分鐘讀秘書準備好的講話稿都結結巴巴、氣喘吁吁。黨員數(shù)字雖然已達1500萬，但黨員和黨的決策毫不相干。黨代表大會是一種裝飾，代表們發(fā)言的內容實際只有兩條：一是匯報自己的工作，二是頌揚以“忠誠的列寧主義者”勃列日涅夫同志為首的政治局。

由于蘇共已是個只要權力、不要活力的政黨，因而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只是被用于裝飾，而被教條主義化和實用主義化了。其實，馬克思列寧主義早被蘇共用做打人的棍子、束縛人的思想的繩索。茹拉夫廖夫主編的《俄國史——蘇維埃社會》稱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是“對任何變動，無論是向右或向‘左’，向前或向后，都怕得要命的‘套中人’——在任何政治氣候中都穿著斯大林官員傳統(tǒng)的‘外套、帽子和膠皮套鞋’。這位聰明的經院哲學家和教條主義者、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常勝者不無理由地擔心：斯大林建立的軍事動員制度，盡管其結構強暴而殘忍(也許正因為如此)，但不能做任何重大的改革。因為其中任何構件的改變，尤其是重心的轉移——設想一下，把金字塔翻過來——都有使這一制度完全毀滅的危險”。毫不奇怪，在現(xiàn)已解密的堆積如山的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中，未見一紙關于他們自己如何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的文字記載。

寫到這里，應該對本文的主題，即蘇共是個什么樣的黨，作出明確的正面回答了。

1936年11月，斯大林在《關于蘇聯(lián)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在蘇聯(lián)，“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剩下了工人階級，剩下了農民階級，剩下了知識分子”。(《斯大林文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5頁。)蘇共不代表工人、農民、知識分了的利益;不代表先進生產力;一切為了政權，拒絕自身的變革。蘇共在它存在的歷史中，始終堅持階級斗爭是社會發(fā)展的唯一動力，堅持一黨專政。從它成為執(zhí)政黨之后，實行干部委派制、領導職務終身制、以黨代政制。在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社會發(fā)展唯一動力、一黨專政與實行干部委派制、領導職務終身制、以黨代政制之間，很難分辨哪方面是因，哪方面是果。也許，它們之間都是斯大林模式的有機統(tǒng)一，就如蘇斯洛夫所說的，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關于蘇聯(lián)共產黨究竟是個什么樣的黨，可以這樣說：蘇聯(lián)共產黨本來是俄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黨，可是，在它奪取國家政權，成為國家唯一的執(zhí)政黨之后，拒絕自身的變革，已經逐漸演變成尚深受沙皇專制主義傳統(tǒng)影響的蘇聯(lián)國家官僚特權階層的政黨，一個具有俄國特征的現(xiàn)代國家官僚階層的政黨，盡管還叫做蘇聯(lián)共產黨。

這樣一個黨，到20世紀末，在時代和改革浪潮的沖擊下，一朝轟然倒塌，應是俄國文明發(fā)展的邏輯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