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亂”是西晉統(tǒng)治集團之間一場爭權奪利的激烈斗爭，開始是宮廷政變，后來演化成大規(guī)模的屠殺戰(zhàn)爭.在這之前，階級斗爭、民族斗爭本來并不尖銳，社會秩序是比較穩(wěn)定的.干寶描述說：“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余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晉書·食貨志》也說：“平吳之后，……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yè)而樂其事.”這些話雖有極大夸張，卻并非子虛烏有.而從“八王之亂”開始后，情況就大不同了.規(guī)模比較大的少數(shù)民族起義和流民起義，接踵而起，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不過二十幾年，一個強大的帝國就土崩瓦解了.很明顯，“八王之亂”是西晉滅亡的一個關鍵性事件，所以古今論述它的不乏其人，筆者在這里想僅就爆發(fā)的原因談一點粗淺的意見.

一

不少人認為，“八王之亂”是晉武帝大封同姓諸王，建立了許多王國所造成的.這種看法符不符合歷史情況呢？

大家知道，曹魏王朝控制諸王十分嚴厲.封國小，地方窮，戶口少，所謂“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特別是諸王沒有實權，“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shù)不過二百人”而且“設防輔、監(jiān)國之官以伺察之”，諸王行動沒有自由，“游獵不得過三十里”.有一次曹植與曹彪從洛陽回封國，兄弟二人因為很久不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闊之思，而監(jiān)國使者不聽”.曹植氣憤地寫了首詩咒罵.然而也只是罵罵而已，絲毫無濟于事.由于曹魏王朝控制諸王如此之嚴，“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因而西晉初年一些大臣都把這看成是曹魏之所以輕易被取代的根本原因，認為這種制度使得諸王毫無力量藩衛(wèi)中央，中央太孤立了.正是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晉武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前前后后大約封了幾十個同姓王.要是單從這個指導思想看，賦予諸王的權力應該很大，然而事實不然.因為一項政治制度的建立不可能超越它的時代條件.在西晉，這些條件主要是：第一，從秦漢以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適合于封建經(jīng)濟基礎，已經(jīng)逐漸完備，不可移易.王國的權力不可能擺脫這一羈絆.第二，經(jīng)過東漢末年的戰(zhàn)亂，社會經(jīng)濟一直未能完全恢復，全國人口到太康元年，包括吳、蜀在內(nèi)，也才只有1，616萬，和西漢末年2，900多萬比，相差甚遠.王國的規(guī)模和制度必然要受它制約.由于這兩個條件，盡管西晉諸王極受尊重，行動也自由得多，然而就實權看，比起曹魏諸王來，卻沒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變化.

西漢初年，“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shù)十”.而西晉只不過“封諸王以郡為國”.而且這個“國”并不全部屬于他，“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為屬國”.而對封給他的地區(qū)，也無權收取全部民戶的賦稅.如中山國有戶32，000，中山王睦食戶只有5，200；平原國有戶31，000，平原王干食戶只有11，300；梁國有戶13，000，梁王肜食戶只有5，358；太原國有戶14，000，太原王瓌食戶只有5，496；東平國有戶6，400，東平王茂食戶只有3，097，等等.同時，即使諸王所食之戶，大部分剝削收入也要歸晉王朝，諸王只能到手一部分，大體是三分之一.由于財權太小，于是便發(fā)生了這樣的事情：中山王睦“遣使募徙國內(nèi)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復除者七百余戶，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逋亡，不宜君國”.招誘逋亡，漢魏以來屢見不鮮，是貴族、官僚和豪族大地主與封建王朝爭奪勞動力的慣用伎倆，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山王睦招誘的是自己封國內(nèi)的勞動力.表面看來，是自己挖自己的墻腳，其實，正好反映諸王財權太小，王國范圍內(nèi)的賦稅剝削大部分被晉王朝攫去了，諸王不夠揮霍，所以要另謀生財之道.挖，實際上是挖晉王朝的墻腳.

在官吏的任用上，王國也受極大限制.西晉剛建立時，曾允許諸王“皆自選其文武官”然而說是“自選”，其實并不能隨心所欲，而要受晉王朝的監(jiān)督.《晉書·梁王肜傳》：“時諸王自選官屬，肜以汝陰上計吏張蕃為中大夫”，因為蕃“素無行”，犯了法，結(jié)果肜“為有司所奏，詔削一縣”.所以有些王也就不敢、不愿自選官吏.《晉書·齊王攸傳》：齊國“長吏缺”，攸拒絕自選，下令說：“至于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晉書·瑯邪王伷傳》：封東莞郡王，時晉武帝“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伷表讓，不許”.在這種情況下，諸王官屬的任命權大概不久又交還了晉王朝.《晉書·吾彥傳》：吳平后歸晉，“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后內(nèi)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為順陽內(nèi)史，彥清身率下…….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這是內(nèi)史由晉王朝任命的明證.如果順陽王自選，顯然就不會發(fā)生“乃更薦之，冀其去職”的問題了.《晉書·段灼傳》：泰始、咸寧間上書，建議諸王除特殊情況外，“每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中郎或即中尉之誤是王國三卿之一；“傅”即諸王師，因避晉景帝司馬師諱，有時稱傅；“相”即王國相.段灼的話，反映這些主要屬官已全由晉王朝配備了.《晉書·劉頌傳》：太康年間上書建議賦予諸王以實權時說：“至于境內(nèi)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nèi)史、國相命于天子，其余眾職及死生之斷，谷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這段話反過來也就證明當時諸王已被取消了從內(nèi)史、國相到“其余眾職”的任命權了.

至于軍隊，王國的數(shù)量并不多.《晉書·地理志》記載是大國五千人，次國三千人，小國一千五百人.而且是由晉王朝配備的.《晉書·職官志》稱：諸王“其未之國者，大國置守土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及至議遣諸王就國，荀勖又說：如諸王就國，“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闕邊守”.這里曰“置”，曰“給”，而且要動用邊防軍，可證不是諸王自行豢養(yǎng)的私兵而應是晉王朝調(diào)撥的官軍.這些官軍調(diào)撥給諸王后，和晉王朝維持一個什么樣的關系，史無明文，但根據(jù)以下事實，可以作一個推測：

第一，曹魏諸王國的軍隊雖然少，也是由中央王朝調(diào)撥的，而他們常常被征發(fā)調(diào)走.《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注引《魏略》：“是后大發(fā)士息，及取諸國士.”曹植因為原來得到的士兵才一百五十人，后來士兵的子弟已被調(diào)走三批，“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所以上書抗議，方才免除征發(fā).但這只是一種特恩，按制度是可以調(diào)走的.

第二，西晉的高級文武官員常常由皇帝“加兵”，作為一種榮寵.如《晉書·杜預傳》：“以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晉書·衛(wèi)瓘傳》：遷司空，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晉書·汝南王亮傳》：為太宰，錄尚書事，“給千兵百騎”.《晉書·楊駿傳》：“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

《賈充傳》：“給……兵萬人、騎二千”.這種加兵與王國軍隊有不少共同點.首先，賜給時也是曰“置”，曰“給”，與調(diào)撥軍隊給王國的提法相同.其次，主要任務是護衛(wèi)長官，與王國軍隊護衛(wèi)諸王相同.如《晉書·楊駿傳》；賈后發(fā)動政變，“殿中兵出，燒駿府，……駿兵皆不得出”.《晉書·汝南王亮傳》：楚王瑋攻亮府，“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長史劉準謂亮曰：……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zhàn)”.駿、亮府中之兵當即晉王朝所加之兵.然而這些加兵并不屬于私人，長官一離任，就和他不發(fā)生關系了.如上引衛(wèi)瓘“加千兵百騎”，后告老免職，所加之兵也就撤銷了.至惠帝時方才作為榮寵，“復千兵”.甚至未離任時，晉王朝也有權免去這部分軍隊.如《晉書·齊王攸傳》：遷驃騎將軍，“后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shù)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武）帝乃還攸兵”.西晉驃騎乃虛號，并不主兵.罷營兵當即罷所加之兵故下面說“帝乃還攸兵”.然還兵乃特恩，可罷所加之兵乃制度.這些說明，“加兵”的最后支配權仍屬晉王朝.第三，當時吳國實行領兵制度，由君主賜給將領以士兵，死后子弟繼續(xù)統(tǒng)率，形成世襲.但這些士兵并不屬私人，仍屬孫吳王朝，君主有權奪回，改賜他人.所賜諸王之兵似乎也是如此.《三國志·吳書·孫晧傳》：天紀二年，“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而陸抗上書反對，認為“諸王幼沖，未統(tǒng)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要求孫晧收回，交他統(tǒng)率，抵御西晉.可見按制度是可以收回的.從以上曹魏、西晉、孫吳的三項制度來推測，西晉王國的軍隊恐怕必要時同樣可由晉王朝調(diào)動.

總之，西晉的諸王無論財權、政權、軍權都受晉王朝的限制和控制，實際只不過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下一種特殊的地方機構而已.所以諸王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nèi)，都留在京師陪伴皇帝，而不樂意就國.后來實在不得已被迫就國時，“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就國”有時甚至于成為削弱權力、勾心斗角的一種手段.如晉武帝因為弟齊王攸威望高，怕他留在京師自己死后會奪太子之位，便下詔一再催促他“就國”.又如楚王瑋為衛(wèi)將軍，領北軍中候，汝南王亮和衛(wèi)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這樣的王國，用劉頌的話就是“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他認為建立這樣的王國“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谷帛之資，無補鎮(zhèn)國衛(wèi)上之資也”.既然起不到“鎮(zhèn)國衛(wèi)上”的作用，難道能掀起“八王之亂”的大風浪嗎？所以我認為，說晉武帝大封同姓諸王是“八王之亂”的原因，理由是不充分的.

二

有的人認為，“八王之亂”雖非晉武帝大封同姓諸王所造成，卻是他任諸王以方面重鎮(zhèn)，賦予權力過大的結(jié)果.這種看法也值得商榷.

我們知道，咸寧三年（277年）晉武帝在泰始初年已任命了一些王為都督的基礎上，采納了楊珧“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的建議，增封諸王為都督，并調(diào)換封國，使與都督所在地相近，以擴大其權力.到太康十年（290年），晉武帝臨死前，為了防止叛亂，加強帝室，他再一次增封諸王為都督，任以方面重鎮(zhèn)這是不是“八王之亂”爆發(fā)的主要原因呢？這就需要首先探討一下都督制度.

都督最早建立于魏文帝曹丕之時.它們的正式名稱是都督某州諸軍事或都督某地（如淮北）諸軍事.在中央則叫都督中外諸軍事.其中資歷深、威望高的，加號大都督.西晉沿此制度而更完備，“都督諸軍為上，監(jiān)諸軍次之，督諸軍為下；使持節(jié)為上，持節(jié)次之，假節(jié)為下”.都督的權力比起諸王來的確擴大了許多.就地方上的都督言，根據(jù)官職的不同，可以統(tǒng)率一個州或幾個州的軍隊.大家知道，曹魏及西晉初年地方上的軍隊分為兩類.一是駐扎在地方上的中央軍.一是當?shù)氐闹菘け吹胤杰?前者駐扎在某州固然歸該州都督直接統(tǒng)率，并且是他的主力；后者由州郡長官直接統(tǒng)率，按制度也歸都督指揮.《晉書·羊祜傳》：為都督荊州諸軍事，有一次與吳將陸抗戰(zhàn)，“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有司奏：祜所統(tǒng)八萬余人，……乃遣楊肇偏軍入險……”.這條材料說明了三個問題：（一），刺史的州郡兵歸都督指揮.（二）州郡兵不是都督手下主力，只是“偏軍”，主力應是駐扎于荊州的中央軍.由此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平吳后晉武帝罷州郡兵而不擔心統(tǒng)治受到削弱.（三），都督統(tǒng)軍竟多到八萬人.當然，在這后一問題上有點特殊情況，即荊州都督處于和孫吳對峙而且交鋒最激烈的前線，加上羊祜本人有才干，極受晉武帝信任，或許軍隊稍多一些，但一般都督所統(tǒng)，相差也并不懸殊

但是，都督權重只是就制度的一個方面說的.必須看到，魏晉的都督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下的都督，建立這種機構并賦予它以重權的目的是要它為鞏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服務，而不是起危害作用，因此限制與防范也很厲害.

第一，都督?jīng)]有治民權.太康以前曹魏、西晉的都督與東晉南朝的都督不同，后者都督必兼刺史，統(tǒng)軍兼治民；而前者都督往往不兼刺史，刺史另由晉王朝委任.特別是平吳后，一般“都督知軍事，刺史理人，各用人也”.在不兼刺史的情況下，都督僅僅在軍事上可以指揮刺史的州郡兵，而在行政上、財政上，刺史按制度是獨立的.也就是說，都督?jīng)]有治民權.大概和這種制度有關吧，刺史有時甚至連軍事上也不服從都督.如《晉書·杜預傳》：為秦州刺史，都督秦州諸軍事石鑒命預出兵擊鮮卑，預拒之，“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稽乏軍興……”.《晉書·陳騫傳》：為都督揚州諸軍事，“時（牽）弘為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這樣，都督的權力當然要大受限制.

第二，都督?jīng)]有任命屬官的權力.其權歸晉王朝.如《晉書·孫楚傳》：石苞為驃騎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孫楚為參軍，“負其材氣，頗侮易于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當然，從孫楚開始，參軍與長官的關系有所變化.“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致敬，自楚始也.”然這只是形式上的更改，任命權歸晉王朝則不變.《晉書·何攀傳》：益州刺史王浚辟攀為別駕，平吳前夕浚升為監(jiān)梁、益二州諸軍事，遣攀見晉武帝面陳伐吳之策，“帝善之，詔攀參軍事”.說明州刺史僚屬可以自辟，而參軍之任命必須經(jīng)過皇帝.《晉書·羊祜傳》：“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然所謂“專辟召”，僅指辟召一般文職掾?qū)?，至于掌管軍事之長史、司馬、參軍并不在其內(nèi).故《晉書·職官志》稱：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置長史一人，秩一千石”；加兵者（加兵見前），“增置司馬一人，秩千石”；為持節(jié)都督者，“增參軍為六人”.據(jù)文義都不在辟召范圍內(nèi).故羊祜死后，“故參佐劉儈、趙寅、劉彌、孫勃”稱：“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參同庶事.”此處之參佐應指長史、司馬、參軍，據(jù)其語氣，顯然不是羊祜辟召的，而是皇帝選任的.所以他們下面推崇羊祜謙虛不辟召，“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臨死前“始辟四掾，未至而隕”.杜預也說：“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所謂“不備”，應指象“四掾”這樣的掾?qū)?，而不是參?否則羊祜為荊州都督十年，統(tǒng)軍八萬，而不備長史、司馬、參軍，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即使這些地位較次要的掾?qū)?，羊祜也不辟召，其原因主要恐怕不是如本傳所說的“謙讓”，而是和前述齊王攸拒絕自選屬官相仿，是為了盡可能避免皇帝的猜忌（參見下石苞事）.這從他“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一事，亦可窺其端倪.事實上在中央集權的西晉，不慎密就可能帶來大禍，因為晉王朝派來的參佐，同時也負有監(jiān)視的使命.《晉書·唐彬傳》：為使持節(jié)，監(jiān)幽州諸軍事，“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征彬付廷尉……”，雖“以事直見釋”，卻不能不在都督心中投下極大的陰影.

第三，都督無權自行發(fā)兵、募兵.《晉書·李熹傳》：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領護羌校尉，“羌虜犯塞，熹因其隙會，不及啟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克獲，以功重免譴……”.大家知道，護羌校尉地位雖低于都督，但作為一級軍事長官，統(tǒng)率大軍鎮(zhèn)壓叛亂的性質(zhì)是基本相同的[48].西晉涼州治姑臧，即今甘肅武威，距京師洛陽一、二千里.二地相去如此之遠，而護羌校尉發(fā)兵竟需先啟聞皇帝，否則就要受懲罰，可見晉王朝控制之嚴，李熹免譴只是一個特例而已.《晉書·唐彬傳》：任監(jiān)幽州諸軍事，為參軍許祗密奏（見上），其原因也是因為鮮卑叛亂，“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fā)幽冀車牛”.得到的罪名恐怕也是擅發(fā)兵.又《資治通鑒》卷七十泰始八年條：王浚為監(jiān)梁、益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為伐吳，大作舟艦，別駕何攀建議：“宜召諸郡兵萬余人造之，歲終可成”.“浚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專）召，設當見卻，功夫已成，勢不得止.”這又說明即使發(fā)州郡兵，也得上請，而且數(shù)量稍多，就不準確.王浚這次擅發(fā)兵，不知為什么沒有受到追究，但可以肯定是不合法的，是違反制度的.不僅發(fā)兵權，連募兵權都督也沒有.《晉書·馬隆傳》：自稱能平羌患，晉武帝問其方略，對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丑虜何足滅哉！”“帝許之.……隆……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又《通鑒》卷七九泰始八年條：監(jiān)梁益二州諸軍事王浚為了給平吳作準備，“雖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敦煌張敩收浚從事列上.帝召敩還，責曰：‘何不密啟而便收從事？’敩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矣.輒收，臣猶以為輕.’帝善之”.兩條材料合在一起就可看出，募兵必須皇帝批準，而且十分慎重，要有虎符.因為怕擅自募兵，發(fā)生象三國的劉備那樣的割據(jù).王浚無虎符，所以軍事上歸他指揮的廣漢太守（屬梁州）也有權扣押他的從事，而且最后博得皇帝贊揚.這還不說明為了防微杜漸西晉制度的周密嗎？

由于都督權重而又受到上述種種限制，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以下情況：

首先，在晉武帝一代，無論異姓都督或諸王兼都督，起的基本上是鞏固西晉統(tǒng)治的積極作用.例如平吳的主力就是徐州都督瑯邪王伷、揚州都督王渾、沔北都督胡奮、荊州都督杜預、梁益二州監(jiān)軍王浚、巴東監(jiān)軍唐彬.其中王浚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最先進入?yún)嵌冀I(yè)[52].再如西北邊境，氐羌鮮卑多次侵擾.泰始年間秦州刺史胡烈、涼州刺史牽弘先后敗死.靠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汝陰王駿“善撫御，有威恩”，多次給侵擾者以打擊，方才出現(xiàn)了“遣入質(zhì)子”，和“二十萬口又來降”的局面.汝陰王駿因此徙封為扶風王，使王國與都督所在地相近，并且一直在這里當了十八年都督，直到死去.

其次，在晉武帝一代沒有一個異姓都督或諸王兼都督敢于叛亂.因為他們很清楚，權力是皇帝賦予的，權力雖大，限制極嚴，一旦用來反抗鞏固的中央集權，自己只會落一個可悲的下場.《晉書·石苞傳》：為大司馬，揚州都督，“鎮(zhèn)撫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但當晉武帝聽信讒言，派大軍掩襲時，石苞不敢作絲毫抵抗，立即“放兵步行，住都亭待罪”.石苞如此馴服，絕非偶然.在曹魏時期，也就在淮南，發(fā)生了三次叛亂，反對當時掌握了中央大權的司馬懿父子.第一次是王凌，為揚州都督，外甥令狐愚為兗州刺史，“舅甥并典兵，?；茨现亍?第二次為毋丘儉，也是揚州都督，文欽為揚州刺史，二人手下有兵五、六萬[55].第三次為諸葛誕，仍是揚州都督，擁有“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余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軍隊都不可謂不多，但由于司馬懿父子挾中央集權之勢，調(diào)動全國兵力來鎮(zhèn)壓，三次叛亂很快都失敗了.另一事例是鐘會和鄧艾.鐘會為鎮(zhèn)西將軍、關中都督，鄧艾為征西將軍、隴右都督.二人奉命統(tǒng)大軍伐蜀，很快滅亡了蜀國，立下大功.但由于鄧艾居功驕傲，反對司馬昭“事當須報，不宜輒行”的指令，想要專權，被密告“有反狀”；而鐘會更是“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遂謀反”.結(jié)果都得不到部下的支持，先后送了命[57].這些不能不成為西晉石苞以及其他都督的前車之鑒.

三

那末，“八王之亂”的爆發(fā)主要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我以為就是晉武帝在世時安排的皇位繼承人及輔政大臣不得其人.

我們知道，我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封建統(tǒng)治機器的有效運轉(zhuǎn)，在地主階級和農(nóng)民階級的矛盾比較緩和的情況下，主要靠兩個因素.第一，要靠中央集權制度特別是其中皇帝與宰相，皇帝與地方長官，皇帝與統(tǒng)兵大臣相互關系等具體制度的不斷發(fā)展與完備.第二，要靠擁有一個能夠認真實行這一制度的統(tǒng)治集團，尤其重要的是，擁有一個有威望、有才干的皇帝.二者缺一不可.皇帝有威望、有才干，統(tǒng)治集團也愿意為皇帝鞠躬盡瘁，如果中央集權制度尚未臻于完備程度，則無論如何認真實行，也超越不了歷史階段而高度集權.臣屬、地方必將保有相當大的權力.反過來，制度不管如何高度完備，如果統(tǒng)治集團不能認真實行，特別是沒有一個有威望、有才干的皇帝（皇帝年幼時則為輔政大臣）控制大局，督促實行，一切就都會落空，制度就等于具文，高度集權的目的同樣無法達到；不僅如此，根據(jù)皇帝和統(tǒng)治集團的無能狀況，中央集權制度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矛盾激化，爆發(fā)政變或分裂割據(jù)戰(zhàn)爭，造成持續(xù)的政局混亂.

西晉初年，上述兩個因素基本具備.晉武帝建立新王朝，統(tǒng)一全國，本人有統(tǒng)治才干，威望也比較高，所以能夠推動整個統(tǒng)治集團繼續(xù)實行漢魏以來的制度，把至高無上的權力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保持住政局的穩(wěn)定.同時，當時“土廣人稀”，土地問題不嚴重；晉王朝頒布了占田法、戶調(diào)式，罷免了州郡兵，賦稅徭役也不十分沉重，所以整個社會生產(chǎn)是向前發(fā)展的.前引干寶《晉紀總論》和《晉書·食貨志》的話就是證明.當然，如所周知，晉武帝和他下面統(tǒng)治集團中一部分人比較奢侈腐化[61]，會不斷加深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矛盾，但從現(xiàn)有史料看，到晉武帝死為止，這些矛盾還遠沒有達到激化或接近激化的程度.如果晉武帝死后繼位的皇帝不十分愚蠢，是個中人之才，或者接受顧命的輔政大臣具有相當?shù)耐c才干，能夠基本上控制政局，西晉王朝肯定還將繼續(xù)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直到統(tǒng)治階級進一步腐朽，生產(chǎn)關系死死地束縛住生產(chǎn)力使之無法發(fā)展，各種矛盾激化時為止.

然而繼位皇帝和接受顧命的輔政大臣的情況遠非如此.

晉武帝在世時，根據(jù)當時的制度和輿論，可供選擇的繼位人有兩個.一個是惠帝司馬衷.他是晉武帝楊皇后所生，上面有個哥哥早死，下面諸弟又都太小，所以泰始三年被立為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繼承人.但他是個白癡.因而從晉王朝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出發(fā)，不少大臣主張廢掉他，比較突出的是衛(wèi)瓘與和嶠.《晉書·衛(wèi)瓘傳》：“惠帝之為太子也.……瓘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發(fā).后會宴陵云臺，瓘托醉，因跪（武）帝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于此不復有言.”又《晉書·和嶠傳》：“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

另一個可作為繼承人的是齊王司馬攸.他是晉武帝的同母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