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221年5月15日 [1] —263年)，三國之一。公元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漢”，簡稱“蜀”，亦稱“劉蜀”、“季漢”。263年為魏所滅。共歷二世二帝，國祚四十三年。感興趣的讀者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公元249年正月初六，司馬懿趁著曹爽兄弟與曹芳到洛陽城南九十里的高平陵祭拜曹叡之際，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fā)動了政變，當時司馬懿迅速控制了城中的軍備力量，并下令關閉洛陽所有城門，同時占據(jù)洛水浮橋，切斷了曹爽等人的退路，并派出老臣游說曹爽。經(jīng)過再三思考，曹爽最終輕信了司馬懿的話，將手中的大權交到了司馬懿的手中，至此，司馬懿與其子司馬師、司馬昭獨專朝政，魏國名存實亡。除了在曹魏外，東吳也有大型奪權的事件。公元252年，孫權病危，在孫峻的力薦下，諸葛恪被任命為托孤大臣之首，從此諸葛恪開始掌握東吳的軍政大權。然而在公元253年時，同為托孤大臣的孫峻暗中聯(lián)合吳主孫亮，將諸葛恪及其死黨以赴宴為名誘入宮中，在宴會上將諸葛恪殺害。但讓人奇怪的是，縱觀蜀漢建國的數(shù)十年時間里，卻并沒有發(fā)生過大型的奪權事件。

其實蜀漢沒有發(fā)生過大型的奪權事件，與君相勸分立，君臣各方權力分配妥當?shù)膬?nèi)部體制有關;與蜀漢群臣正守節(jié)，不慕榮利的特性有關;與劉禪愛德下士，用人不疑的方式有關;與劉備鴻志丞相遺風的影響力有關系;與漢室正統(tǒng)的感召力有關系;也與蜀漢極端嚴酷，沒有容錯空間的外部環(huán)境有關系，在這許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這才形成了這股驚人的凝聚力。

如果要展開奪權的行動，無非就是趨利避害兩種情況。在趨利這方面，奪權的可以為自己帶來的利益包括社會地位，無上的權力與改變現(xiàn)狀的力量。但由于蜀漢是有漢室正統(tǒng)的觀念，以及先輩營造出來的主流價值取向，在奪取帝王或者將相的名號之后，奪權者沒辦法提高社會地位，反而會被人詬病，不僅如此，由于外部環(huán)境險惡，即便奪權成功，臣子也沒辦法有效的改變現(xiàn)有的力量與資源，反而很有可能斷送了蜀漢的國祚，在這樣的情況下，臣子注定是不會奪權的，再加上蜀漢的分權制度與劉禪的寬容，臣子即便不奪權，也能獲得足夠的權力實現(xiàn)自己的抱負。

而避害想來是臣子奪權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君主殺功臣的動機，只要君主疑心臣子，就可能將臣子誅殺，臣子在這樣的恐懼下，只能通過奪權的方式來保護自己。然而在蜀漢卻不存在這樣的情況，畢竟分權制度降低了君臣間的權力沖突和威脅，更何況劉禪用人不疑，放手交權于臣，蜀漢的臣子秉心公允，不負君望，正因如此，蜀漢雖然只有先后兩代君王，但這樣的信任關系貫徹始終，臣子根本不擔心會被君王懷疑而被誅殺。

當然，蜀漢也有一些熱衷玩弄權術的小人，和一些試圖挑撥君臣關系的臣子，比如李嚴就在北伐時期，挑撥過劉禪與諸葛亮之間的關系，黃皓也曾在劉禪面前說過姜維的壞話，但由于君主與大部分臣子之間的配合是緊密無間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蜀漢有李嚴、李邈和黃皓之流，最終也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這些試圖弄權營私者基本都沒什么好下場。正因為蜀漢更接近于漢朝之前經(jīng)典政治體系的最佳運行狀態(tài)，在蜀漢修其德，臣盡其功，蕭規(guī)曹隨，垂拱而治，因此蜀漢內(nèi)部才沒有出現(xiàn)大型奪權事件。

筆者認為，蜀漢這樣的體制對君臣雙方個人品質(zhì)的要求都太過苛刻，后世幾乎無法實現(xiàn)，因此蜀漢才會在后世有如此好的人氣，同時在這樣多重的影響因素下，蜀漢沒發(fā)生過大型的奪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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