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曾在《哈姆雷特》中深情吟誦：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現(xiàn)在中國人也要高聲吶喊：Tolearn or not to learn， that’s aquestion!中國人對于英語的復雜情結(jié)已然在教育戰(zhàn)線上愈演愈烈。清末以來，英語學習在基礎教育階段中的地位越來越突顯，另一方面，加強母語教育、減少英語學習負擔的呼聲也越來越高。香港在大學推廣英語教學，北京將縮減高考英語的分值。學還是不學?抑或是怎么學?除了李雷和韓梅梅的故事外，英語學習還應該包含更多的內(nèi)容。

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大英帝國特使——馬戛爾尼伯爵曾奉命覲見乾隆皇帝，請求互通商貿(mào)，卻吃了閉門羹，無奈悻悻而返。走時，馬戛爾尼拋出一句狠話：“中國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shù)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tài)”。失望與諷刺之情溢于言表，果不其然，半個世紀后，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英國人終于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英吉利的商品、貨物和資本像潮水一樣涌入中國。隨之而來，當然還有英語。

皇族：九五之尊“壓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與保守，讓世人詬病不已。但在大清國二百多年的基業(yè)中，有2.5位皇帝曾大膽地張開雙臂擁抱歐羅巴文化。前者是一手締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其次是在積貧積弱的國運中試圖通過“戊戌變法”來扭轉(zhuǎn)時局的光緒皇帝，剩下的半個皇帝就是“亡國之君”宣統(tǒng)了。

康熙在與俄國進行《尼布楚條約》的談判中，逐漸意識到精通俄語與拉丁語人才的重要性?；鼐┖?，于1708年設立“內(nèi)閣俄羅斯文館”，讓八旗子弟“專習俄羅斯文字，以備翻譯”。到雍正年間，又從四譯館中分出“西洋館”，“招滿洲青年專修拉丁文”，以《華夷譯語·拉氐諾話》作為教材?！度A夷譯語》本是洪武年間官方編纂的一部蒙漢對譯辭書，后來逐步擴充收錄語種，成為中國近代早期的外文譯漢文的官方辭書?？尚Φ氖牵度A夷譯語》沿襲了歷史上漢譯佛經(jīng)的體例——外文詞條都是以漢文注音，如“Don'tanswer at random”注音為“洞脫，??五史為，阿脫，而藍道姆”，教學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兩個世紀后，康熙的八世孫光緒皇帝就聰明多了。極具維新思想的光緒英語學習熱情很高，每日清晨四點就開始上課，在閱讀和寫作方面都表現(xiàn)出相當?shù)奈蛐裕谡Z卻糟糕至極。他計劃用英語做新年獻詞，并致函各國公使。無奈，公使們不給面子，紛紛婉言謝絕。雖然不得已身為“傀儡”，但這位思想開明又頗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單單是敢于以身作則、帶頭學英語的膽識就值得人們稱贊。他以九五之尊帶頭學習“嘔啞嘲哳難為聽”的“蠻語”，提高了英語在宮中的地位，紫禁城內(nèi)很快掀起了學英語的時尚，就連慈禧老佛爺最后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

1917年6月，張勛率領五千辮子兵在北京擁護溥儀復辟。雖然復辟鬧劇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問題卻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李鴻章之子李經(jīng)邁適時向小朝廷推薦蘇格蘭人莊士敦擔任帝師，教授溥儀英語。溥儀對英語學習抱有極大的興趣，第一年主要學習英文單詞和一些淺顯的口語對話，用的課本是《英文法程》;隨后開始讀《伊索寓言》、《金河王》、《愛麗絲漫游記》以及許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歷史、地理;莊士敦還會把日常用語、童話、成語故事和很多儒家經(jīng)典名言翻譯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學中。溥儀的英語水平進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語翻譯《四書五經(jīng)》，莊士敦相當滿意。幼年時的英文學習，給溥儀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礎。1945年東京審判時，溥儀面對法官的英文質(zhì)詢，對答如流，不需要戴同聲傳譯的耳機。

學校：中西并進“寄托”美國

康熙皇帝設立的四譯館和俄羅斯文館最終成了“擺設”。到了晚清，在外交場合，清政府不得不雇用外國人擔任翻譯。這些外國人往往是各國使節(jié)的翻譯，也可能是在華的傳教士，但有一點共性是，他們在談判過程中總是使用各種伎倆為本國謀利益。迫于這種情況，清廷在奕?等人的奏請下，率先在京滬穗三地設立了同文館，致力于培養(yǎng)精通外語的高級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師、船政、鐵道等學堂也紛紛開展外語教學。

京師同文館于1861年首先設立英文館。在英語教學上，直接移植當時正在歐洲盛行的“語法翻譯教學法”，即讓學生通過大量的中英文互譯練習來學習和掌握英語。低年級的學生往往“淺解辭句、練習句法、翻譯條子”，到了高年級，課程則擴大為“翻譯選編、翻譯公文、練習譯文”等內(nèi)容。同時，學生還得不斷地翻譯西方書籍，成績顯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獎勵。

并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后，這種英文學習法仍沒有多大改觀。茅盾先生曾回憶他在北京大學預科求學時的經(jīng)歷：“那時候?qū)W英語，不像現(xiàn)在從發(fā)音規(guī)則學起、循序漸進，我們認、讀、寫英文字像認、讀、寫漢文方塊字一樣，先生硬教，學生硬記，天天默寫單詞，天天背課文……”

不久后，北京大學的老冤家——清華學堂從游美肄業(yè)館中脫胎了。作為培養(yǎng)赴美留學生的預備學校，清華學堂必須保證畢業(yè)生直接升入美國大學后，能夠順利地適應在美生活和學習，因此，這里的英文教學直接采用美國模式，學校實行嚴格的考試和淘汰制，定期舉行期考、月考，每日都有口試，口試成績也作為學生平時成績的依據(jù)。如果學生國學不及格，西學及格，仍然可以畢業(yè);如果西學沒有及格，國學即使分數(shù)再高也畢不了業(yè)。同時，清華學堂還非常注重英語氛圍的營造，校園內(nèi)的演講會、辯論會、戲劇、演出等大多數(shù)都是用英文進行，各類告示與刊物也全用英文書寫，甚至在校醫(yī)院看病、唱校歌都得使用英語。在這種沁潤似的英語教學法培養(yǎng)下，清華園先后走出了“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和“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

在官辦學堂如火如荼地培養(yǎng)新式人才之時，教會學校也在中國各地悄然生長。作為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大型西式學校，馬禮遜學校對中國傳統(tǒng)私塾教育持批判態(tài)度，校長布朗自詡學校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是“訓練整個人，包括德、智、體”，因而馬禮遜學校的英語教學注重系統(tǒng)性和計劃性，并能根據(jù)不同層次學生的特點，設置不同的課程，采用不同的教學法。在教學上，學校反對死記硬背的填鴨式教學，主張充分發(fā)揮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做到“不須遠征，而自能使學生明白了解”。表現(xiàn)優(yōu)秀的學生，更有機會赴美留學，中國留學的先驅(qū)、耶魯大學畢業(yè)生容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官員：“佶屈聱牙” 漢字注音

“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是中國維新思想的先驅(qū)。他很早就意識到中國在科技上的落后，為此，他注意“采訪夷情”，派人專門收集澳門出版的外國人辦的報紙書刊，并把出身低下卻懂英文的人招入欽差行轅，進行被當時頑固派認為是大逆不道的翻譯工作。

為了獲得關于西方的第一手資料，55歲時，林則徐開始自學英語。怎奈當年沒有音標，林則徐學習只能靠死記硬背。一年十二個月的名稱、常用的專有名詞、英文數(shù)詞、各種外幣單位及英美等國駐粵官員的姓名都在林則徐的背誦范圍內(nèi)，但佶屈聱牙的英語發(fā)音著實讓林則徐為難了一番，為了便于記憶，他利用漢字給英文單詞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邊注上“柴諾”，doctor后注“諾克拓”，trade注“吐烈”。

到了晚清，皇權(quán)已被架空，國家權(quán)力牢牢地掌握在漢族地主階層的手中。雖然李鴻章喪權(quán)辱國，但他仍然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李鴻章是著名外交家，他不會外語，卻深諳“臨時抱佛腳”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會找翻譯學幾句寒暄語，現(xiàn)學現(xiàn)賣，倒也應酬得來。

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鴻章又請來翻譯，想重操故技。怎奈俄漢發(fā)音差異巨大，李鴻章怎么也記不住。最后，索性直接在隨身攜帶的扇子上，用漢語記錄了俄語發(fā)音：“請坐——殺雞切細”(Садитесь)，“謝謝——四包錫箔”(Спасибо)，“再見——大四位達理也”(Досвидания)”等等。雖說方法不考究，但溝通效果卻不差。二戰(zhàn)后的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也用現(xiàn)學的俄語向斯大林打招呼，結(jié)果斯大林聽了之后毫無反應，倒是蘇方的翻譯打破僵局，詢問丘吉爾：“首相閣下，您說的英語，怎么我一句也聽不懂呢?”

曾國藩的次子曾紀澤就將這種用漢語注音學習法發(fā)揚至極。《翁文恭公日記》記載：“詣總理衙門，群公皆集。未初，各國來拜年。余避西席，遙望中席，約有廿余人，曾侯與作夷語，啁啾不已?！碑吘共皇钦?guī)的教育，雖然此時的曾紀澤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國人說他的英語確實“流利但不合文法”。

文人：口誦筆譯終成“溫拿”

政客們紛紛攘攘，東一棒槌、西一榔頭的漢字注音學習法，只能Chiglish味兒十足。真正值得當代人追逐崇拜的，應當是民國的學院派文人。

雖說“辮子教授”辜鴻銘屢屢被自由主義者們罵成“老古董”，但在英文水平上，譏諷者們卻很難望其項背。辜鴻銘10歲時就隨義父布朗在蘇格蘭接受嚴格的德文和英文教育。布朗雖是英國人，但他的教法更神似中國的私塾教育——死記硬背。他要求辜鴻銘背誦《浮士德》，卻說“只求你讀得熟，并不求你聽得懂。聽懂再背，心就亂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時我再講給你聽吧!”這樣，半年多的工夫辜鴻銘稀里糊涂地把一部《浮士德》背了下來。到第二年，布朗才開始給辜鴻銘講解《浮士德》。

之后，辜鴻銘開始了半月學一部莎士比亞戲劇的英文學習計劃。天資聰明的辜鴻銘越背越快、過目不忘，計劃又改為半月學三部。這樣不到一年，辜鴻銘已經(jīng)把莎翁的37部戲劇都記熟了。此時辜鴻銘的英文和德文水準已經(jīng)超過了一般大學畢業(yè)的文學士，此時打下的扎實基礎，對辜鴻銘日后在古希臘文、拉丁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等九種語言文字上的建樹功不可沒。辜鴻銘后來在北京大學教英語時，有學生向他請教掌握英語的妙法，他回答得很簡單：“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

“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xiāng)村，屋子安裝有美國的水電煤氣等管子，有個中國廚子，有個日本太太，再有個法國的情婦?！弊鳛橐幻巫哂跂|西方文化之間的學者和文學家，林語堂的英語學習法自有其特點，樸樸素素、簡簡單單地總結(jié)起來，就是注重口語訓練。林語堂認為學英語必須有全句的觀念，“不能專念于單字。學時須把全句語法、語音及腔調(diào)整個讀出來”;“口講必須重疊練習”，使“人在不知不覺之間吸收英文的句法，久而久之，自然順口。到了順口之時，英文句法已在不知不覺之間學來，比寫作時算什么主格賓格強得多了”;“口講的話都是自自然然說出來的，少有堆砌奇字、矯揉造作之弊，因為口講應答之間，不容你刻意求工”。

對于滬上小姐張愛玲來說，提高英文的好方法就是不斷地把自己的習作由中文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譯成中文，并盡量避免重復的詞句。反反復復，英語水平就會大有提高。張愛玲在港大的求學歲月里，將這種翻譯學習法發(fā)揮到了淋漓盡致。為了讓英文寫得地道純熟，她狠狠心三年沒用中文寫東西，甚至通信用的也是英文。留過洋的姑姑對她的英文功底很是佩服，說她，“無論是什么英文書，她能拿起來就看，即使是譯本物理或是化學書?！比旯し驔]有白費，看來，正應了張愛玲在《十八春》里說的那句話——“對于三十歲以后的人來說，十年、八年不過是指縫間的事;而對于年輕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p>

商人：英漢夾雜“洋涇浜”語

當中國人在地球的一端搖頭晃腦地背誦著“How do you do”時，地球的另一端，美國人早已用“Long time no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漸淡出美國人的口語，Chinglish竟成了一時的風尚。其實，這種“畫虎不成反類犬”的英語，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國商人的口齒間。

自《五口通商章程》簽訂后，中國東部沿海及長江沿線各港口陸續(xù)開放。一時間，外商云集，僅上海一地，剛剛開埠一個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貿(mào)易量的不斷攀升，讓中國各地的商販們趨之若鶩。

然而，由于精通商貿(mào)英語的外事人才緊缺，也為了能順利躋身上流社會，商人們不得不硬著頭皮自己學起了英語。在與外商交談時，連估帶猜、中英夾雜，再融入些上?？谝?，就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混合語。因為當時上海的商業(yè)機構(gòu)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涇浜的兩岸，于是人們把這種“四不像”似的語言稱為“洋涇浜英語”。

商人們說的洋涇浜英語中有著深刻的漢語烙印，姚公鶴先生就曾說過：“洋涇浜話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國文法出之也?！薄把鬀茕骸庇⒄Z把rice(大米)說成lice，把fish(魚)說成fis，把have(有)念成hab，veryfew 念成welly few。若是說起整句話來，現(xiàn)代的人估計更是摸不著頭腦，曾有一位年輕的先生去拜訪兩位女士，中國仆人很嚴肅地告訴他：That two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walkee(那兩位姑娘您現(xiàn)在一個都不能見。年齡大的一位正在樓上洗澡，年齡小的一位不在家，請您趕緊走開，趕緊走開)。

即便如此，但千萬別以為“洋涇浜英語”就是下里巴人的專利。董橋先生曾提到他有一次跟老上海喝茶，聽到鄰座有人很謙虛地對他的茶友說：“我只會說洋涇浜英文!”那老上海忍不住小聲說：“他也配?”哈哈，可見正宗的洋涇浜也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的專用語!

當然，“洋涇浜英語”并非上海特有，在廣州、澳門、哈爾濱、臺灣等地也出現(xiàn)了漢語與當?shù)赝ㄐ型庹Z相結(jié)合的洋涇浜語。1949年之后，中國各地相繼解放。在上海，洋涇浜英語也喪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不要以為“洋涇浜英語”就此絕種，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點“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涇浜”。當然，你很快還會在英語中見到dama(大媽)與tuhao(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