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記》，是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說家吳承恩編撰而成。此書描寫的是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保護唐僧西天取經(jīng)、歷經(jīng)九九八十一難的傳奇歷險故事?！段饔斡洝分械呐孕蜗蟠笾驴煞譃榕А⑴裣杉八资琅尤?作者借這些世俗凡人和神佛形象對人情人性的渴求，對生命長存的期望，對世俗生活的向往。那么，作者為何把《西游記》中的美女打扮成妖魔?

隱寓世態(tài)炎涼渴求寬容理解?！段饔斡洝分械挠衩婀鳌渚酉杉芭す鹋D梅、盤絲洞的蜘蛛精、黑松林的老鼠精、天竺國假公主玉兔精等。這些女妖，有的是想吃唐僧肉以求長生不老;有的是想與唐僧成親，破其真陽;有的是真心想與唐僧作夫妻。她們都以美貌誘人，考驗師徒四人真心向佛的心志，都在九九八十一難之中。她們雖為妖魔卻有著世俗中人的人情人性，正是“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

鐵扇公主活脫脫世俗中人。身為翠云山芭蕉洞主，憑其稀世珍寶芭蕉扇稱霸一方，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但是她的丈夫牛魔王為貪圖美色與百萬家私，又討玉面公主為妾，到摩云洞做了“倒插門的女婿”。鐵扇公主過著被遺棄、被冷落的凄苦生活。她渴望夫妻長相廝守，因此，當(dāng)孫悟空假扮牛魔王出現(xiàn)在她面前時，她喜出望外，俏語溫存，試圖以情以義感化夫君，人世間夫妻之情之狀在她身上得到了真實的體現(xiàn)。透過這一形象，我們可以感受封建社會一夫多妻制給女性帶來的內(nèi)心痛苦。

白骨精的出現(xiàn)，反映了家庭觀念與佛教理性的矛盾沖突，出家求佛，必須與社會和家庭脫離，做到“六根俱凈”。要真正修成正果，必須拋舍家庭觀念的影響。琵琶洞的母蝎精對唐僧流連不舍，想與他結(jié)為夫妻，聲言“黃金未為貴，安樂值錢多”;木仙庵的樹精個個清奇風(fēng)雅，錦心繡口，他們慎重其事地做媒、保親、主婚，欲成全杏仙與唐僧的婚配。……從人的觀點來看，這些妖魔鬼怪當(dāng)然都是罪惡的，但另一方面，她們的所作所為卻表現(xiàn)了人類渴求無拘無束享受生活的愿望，以及永世長生的生存欲求。作者通過這些由妖魔、精靈變幻出的女性，對人類的生理本能寄寓寬容理解，又通過她們欲望的落空，表明了自己的理性選擇。

小說《西游記》盡管把女性打扮成妖魔，但我們也看到了作者賦予女性形象的現(xiàn)實意義。在取經(jīng)途中，觀音頻頻出陣，親臨黑風(fēng)山、五莊觀、枯松澗、通天河等處，常常是“未及梳妝”，便縱上祥云趕去救難，成為唐僧師徒的釋厄者、民間信仰中救苦救難的化身。觀音慈悲為懷、扶正祛邪正是俗世中平民百姓善良美好愿望的形象體現(xiàn)。

寓意對傳統(tǒng)挑戰(zhàn)渴望理想愛情?！段饔斡洝匪嫠资琅陨俣稚?，僅西梁女國、唐僧母可以列入。但無論是工筆細描的女兒國，還是簡筆勾畫的唐僧母，在反映時代精神以及傳統(tǒng)道德觀念的變異上，具有很高的代表性。佛經(jīng)傳說中的“女人國”故事，旨在傳播佛理，把“女人國”喻為人生之苦海，人必須拋開俗世的情欲，方能度出苦海臻于圣境。小說《西游記》則有意淡化“女兒國”的宗教色彩，把西梁女國作為一個人間國度來描寫，把西梁女王作為凡俗女子來塑造。盡管“女王招贅”也是考驗唐僧西行取經(jīng)誠意的一“難”，但它與蝎子精、蜘蛛精、老鼠精、玉兔精等由妖魔制造的女色之難有著根本的區(qū)別，女王是向唐僧求婚配的唯一的活生生的人。通過這一形象，作者對人情、人欲表現(xiàn)出大膽的肯定和由衷的贊美。

女兒國王是一個有情有欲的凡塵女子形象，而非不食人間煙火的高潔圣徒。她美麗多情，聰慧靈秀，毫不掩飾自己對愛情婚姻的熱烈渴盼。當(dāng)唐僧師徒來到女兒國倒換關(guān)文時，女王立即表示，愿舍棄九重之尊、一國之富招唐僧為王，與他陰陽配合，生子生孫，永傳帝業(yè)。當(dāng)見到豐姿英偉、相貌軒昂的唐僧，心歡意美之下，“不覺淫情汲汲，愛欲態(tài)態(tài)，展放櫻桃小口，呼道:‘大唐御弟，還不來占鳳乘彎也?”，大膽真率之言，令唐僧耳紅面赤，羞答答不敢把頭抬。接著，“那女王走近前來，一把扯住三藏，俏語嬌聲，叫道：“御弟哥哥，請上龍車，和我同上金奎寶殿，匹配夫婦去來?！?，其嬌媚、溫情、執(zhí)著，讓唐僧戰(zhàn)戰(zhàn)兢兢，止不住落下淚來。在這里，唐僧似乎成了違反人的本性的標本;女王則是者所肯定的積極、大膽追求愛情婚姻的正面形象。而且，女王對唐僧的情，是以性愛之欲為前提的，換言之，是壓抑已久的自然欲求被煥發(fā)而萌生“指望和諧同到老”的“真情”(54回)，它與《牡丹亭》中杜麗娘因自然涌發(fā)的生命沖動引向夢中的歡會意義一樣，包含著人性解放的時代精神。

折射了當(dāng)時封建社會的觀念?！段饔斡洝废蛉藗冋故玖艘粋€絢麗多彩的神魔世界，人們無不在作者豐富而大膽的藝術(shù)想象面前驚嘆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學(xué)作品都是一定社會生活的反映，作為《西游記》亦不例外。正如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西游記》“諷刺揶揄則取當(dāng)時世態(tài)，加以鋪張描寫”。又說：“作者稟性，‘復(fù)善諧劇’，故雖述變幻恍忽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钡拇_如此。通過《西游記》中對女性的描寫，我們處處可以看到現(xiàn)實社會的投影。

《西游記》屬世代累積型小說，“全書以詼諧滑稽為宗旨”，即便涉筆變幻莫測的女性人物，也體現(xiàn)了真幻相生、幽默戲謔的藝術(shù)風(fēng)趣。云中四圣為試禪心聯(lián)袂上演的鬧劇，女兒國國王為求匹配所引發(fā)的喜劇，還有觀音菩薩的村言俗語及與孫悟空的幽默調(diào)侃等，都抹上了作者“性敏多慧”、“復(fù)善諧劇”的個性色彩。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西游記》雖未擺脫類型化的模式，作品中女性人物仍分幾種類群，但道德化色彩明顯淡化，個性化風(fēng)采開始顯露。作品中的女性，無論仙女、人女還是妖女，都富有較 強的“人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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