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為何能力克群雄，統(tǒng)一蒙古?他及他的繼承者又為何能征服已知世界的大部分而創(chuàng)造歷史上最大的陸上帝國?對于這兩個問題，不少學者皆指出：無論在當時的蒙古或歐亞內地，成吉思汗皆未遭遇堅強對手。在蒙古草原之上，與成吉思汗爭霸的群雄如札木合、王汗與塔陽汗皆缺乏自身的領袖魅力與組織才能，他才能脫穎而出，統(tǒng)一蒙古。而在文明世界中，無論是東亞及伊斯蘭教、基督教世界皆是四分五裂，而且各國皆已衰敗不堪，難擋蒙古新銳之勢，以致蒙古人能利用其間之矛盾，逐個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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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情勢固然有利，成吉思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還是他本人的性格與能力。日本學者小林高四郎借用符拉基米爾佐夫“天才的野蠻人”(savage of genius)一詞來刻畫成吉思汗的性格。成吉思汗“從始至終都是一個草原人”，愛酒，愛色，愛馬，尤其嗜愛狩獵， “蒙古人憎恨盜竊，討厭欺詐，忠于主君，是游牧民族共同的性格。尊敬上天，款待客人，生活光明磊落，都是成吉思汗所具備的”。 但他亦具有謹慎、自制的一面。作為主君，他有度量，重信義。“沒有度量，不守信義，只靠力量，不能創(chuàng)立那樣偉大的軍事國家”。 總之，小林氏認為成吉思汗是一理想游牧戰(zhàn)士及草原領袖的化身。

此外，成吉思汗無疑是卓越的組織家、“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戰(zhàn)略家。其才能絕不限于毛澤東所說的“只識彎弓射大雕”而已。他將松散的蒙古人--乃至所有的游牧民族--組織成號令統(tǒng)一、勇猛善戰(zhàn)的鐵軍。作為一個統(tǒng)帥，他不僅是勇將，而且是智將。他能從大處著眼，擬定戰(zhàn)術與戰(zhàn)略，并且善于利用間諜與外交，分化敵人。在戰(zhàn)場之外，有如格魯塞所指出，雖然成吉思汗終身為一文盲，他卻能接受來自文明世界的顧問，如塔塔統(tǒng)阿、耶律楚材及牙剌瓦赤父子等的建言，突破蒙古原有的文化局限，不僅使蒙古人由城市之破壞者轉化為保護者，而且為其征服的定居地區(qū)建立常規(guī)行政制度， 并且對不同宗教與文化皆加包容，才能將其兼含游牧民族與定居民族的廣大帝國置于穩(wěn)定的基礎之上。

成吉思汗亦善于利用宗教力量。七世紀時，阿拉伯人的大征服主要是由伊斯蘭宗教狂熱所推動，蒙古征服的背后亦有一股類似的力量。蒙古人篤信長生天為宇宙最高之主宰。成吉思汗技巧地利用薩滿教，不僅使蒙古人相信他是受長生天的厚愛而統(tǒng)治草原，而且使他們感染宗教性的狂熱，深信蒙古民族乃是承受長生天之命，“ 倚仗長生天的氣力”而征服世界。沃爾納得斯基形容蒙古征服是一種“心靈的爆發(fā)”(psychic explosion)， 而成吉思汗便是這種心靈爆發(fā)的啟迪者。

蒙古人不僅善于利用游牧民族固有的騎兵優(yōu)勢，而且能不斷吸收新戰(zhàn)法，化敵長為己長。 在戰(zhàn)場之上，蒙古人善于利用騎兵的機動力、沖擊力，造成變幻莫測的效果。英國軍事學家李德-哈特(B.H. Liddel-Hart)曾說：“使用單一兵種一一騎兵一一是蒙古人不斷勝利的秘密”，“機動力為其戰(zhàn)略及戰(zhàn)術上的王牌”， 這一說法正確指出騎兵的重要性，但將蒙古人的戰(zhàn)無不勝完全歸功于騎兵則失之于片面。

騎兵利于野戰(zhàn)，但遇高壘深池，長江大河便是一籌莫展。全賴騎兵難以征服定居國家。金哀宗曾檢討蒙勝金敗的原因說：“北兵所以常取全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 這位亡國之君一語道破蒙古人常勝的奧秘，但事實上，蒙古人學習技巧的對象不限于“中國”。在攻夏、伐金、西征的過程中，又形成一支以騎兵為核心，兼擁步、工、炮等軍種的復合大軍。以后伐宋期間，更建立強大水軍。因此，不斷適應新情勢，增加新兵種，吸收新戰(zhàn)法，配合騎兵作戰(zhàn)，才是蒙古人東征西討、所向披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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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作為蒙古帝國的開創(chuàng)者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視他的繼承者的角色。窩闊臺、蒙哥、忽必烈等大汗皆能步武其后，繼續(xù)擴大帝國的領土，并隨著情勢變化而改善其組織。如果沒有這些優(yōu)秀的繼承者，成吉思汗的帝國可能亦與其前的游牧帝國一樣，及其開創(chuàng)者之身而止，無法繼續(xù)擴大。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締造的廣大帝國，統(tǒng)治了中國、中亞及波斯約達百年之久，而俄國更處于所謂“韃靼”的枷鎖之下近二百年，影響自然廣大而深遠。關于這些影響及評價，自古迄今，爭議頗多?？煞纸y(tǒng)一蒙古、征服世界兩方面言之。

對蒙古而言，成吉思汗是結束各部長期爭戰(zhàn)、統(tǒng)一草原、凝聚蒙古族群認同，并將蒙古人推上世界歷史舞臺的民族英雄。他統(tǒng)一各部、締造蒙古民族之功確實無可否認。但就蒙古人而言，其對外征服也是利弊兼具。征服戰(zhàn)爭固然能帶來巨大財富，提高工藝水平，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繁榮，但對平民而言，戰(zhàn)爭造成的負擔遠大于所獲得的利益。征服所掠取的財富大都歸貴族所享有，而平民卻須負擔長年征戰(zhàn)所需求的人力與物力，無數平民百姓或捐軀疆場，或世代遠戍他鄉(xiāng)，造成本土人口的嚴重流失。但是，盡管戰(zhàn)爭帶來頗多負面影響，蒙古人長銘于心的，卻是征服世界的民族榮耀與自豪。近代以來，內蒙古的人民固然如此，即在外蒙，人民對成吉思汗的崇拜也是一股無法阻絕的暗流。自1990年后，這股涓涓暗流已發(fā)展為波濤澎湃的巨濤，“圣主”成吉思汗再度成為萬民膜拜的民族英雄。

蒙古人對外征服所造成的影響可從正負兩方面來說：自負面言之，古代及現代史家往往強調蒙古人殺戮之多、破壞之廣，可以說歷史上所罕見，造成許多地區(qū)(包括華北、中亞、西亞及俄國)人口大減，經濟逆退，文化衰落，西歐是唯一幸免的地區(qū)，以致后來能夠超越亞洲而發(fā)展出近代文明。對于蒙古入侵所造成的破壞，當時俄國人詆詈蒙古征服為“上帝的鞭笞”，西歐人稱蒙古人為“來自地獄的魔鬼”。而俄國詩人普希金(A. S. Pushkin)也有句名言：“韃靼人與摩爾人不同，雖然征服我們，卻未帶來代數學，也未帶來亞里士多德”，遂使俄國錯失文藝復興的良機。

至于中國，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宋代出現的近世化現象因蒙元統(tǒng)治而中斷，造成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停滯乃至逆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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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近代以來，各國史家對蒙古人的殘暴也頗多原宥之辭。符拉基米爾佐夫認為成吉思汗向來為人所詬病的嗜殺問題，應從其時代背景去判斷，“即使在重大戰(zhàn)役中，成吉思汗的殘酷與嗜血并未超越當時其他民族的將領”。法國東方學者格魯塞(René Grousset)的《世界征服者》中也認為：成吉思汗征服戰(zhàn)爭所造成的破壞，不是由于他本人的嗜殺，而是由于當時蒙古文化及其正義觀的局限。

從正面的影響言之，甚多學者皆認為，蒙古人使歐亞內地的大部分籠罩于一政權之下，締造所謂“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對促進東西文化、經濟交流大有貢獻，例如格魯塞稱贊蒙古征服“將環(huán)繞禁苑的墻垣吹倒，并將樹木連根拔起，卻使鮮花的種子從一花園傳播到另一花園”，其文化傳播之功可與羅馬人先后輝映。美國學者阿布·盧高(Janet K. Abu Lugho)認為，由于蒙古帝國為商旅提供暢通安全的環(huán)境，一個涵蓋中國、伊斯蘭教世界及歐洲的“世界體系”已然成形，早于歐洲人所建立的體系兩百年。美國人類學家魏澤福(Jack Weatherford)近年出版的《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 更主張，蒙古征服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fā)達，加速了區(qū)域間人口、觀念及科技的轉移，乃至全球文化與世界體系的發(fā)軔。歐洲則是蒙古征服的最大受益者。中國的幾大發(fā)明與波斯繪畫風格的西傳，導致西歐“文藝復興”的誕生。作者更強調蒙古人所主張的貿易自由、交通開放、知識共享、世俗政治、多教共存、國際法、外交豁免的精神，構成了近代世界體系的基礎。

平心而論，蒙古征服對東西經濟、文化交流確實有促進之功，也間接啟發(fā)了以后歐洲人的地理大發(fā)現乃至文藝復興的開端。但是，有如內地元史學者周良霄所說，促進東西經濟、文化交流僅為蒙古西征的偶然結果，而不能當作評價西征的主要依據。而且，所謂“蒙古和平”為時甚為短暫，商道的暢通在忽必烈時代即因各汗國間的內戰(zhàn)而中斷，所謂“世界體系”如曾存在，亦僅曇花一現而已。蒙古人亦未主張世俗政治、國際法、外交豁免的精神。近代世界形成的原因甚多，“蒙古和平”僅是一項間接因素。如稱成吉思汗為近代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不免引喻失當，過分夸大他和他的繼承者之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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