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經(jīng)典常談》1月銷售超百萬冊，入選語文教材

朱自清《經(jīng)典常談》1月銷售超百萬冊，2023年春季入選語文教材，下面就讓小編給大家?guī)碇熳郧濉督?jīng)典常談》1月銷售超百萬冊，希望大家喜歡！

朱自清《經(jīng)典常談》1月銷售超百萬冊

新的學期馬上開啟，2023年春季，八年級下的語文教材進行了調(diào)整，最突出的內(nèi)容為，在“名著導讀”部分，將《傅雷家書》替換成朱自清的《經(jīng)典常談》。

澎湃新聞聯(lián)系到上海某中學的一位語文教師，他表示，在教學過程中，“名著導讀”部分，老師不會詳細講解，只是提供一個參考，讓學生閱讀這本書。

得到這一消息后，各家圖書公司都在跟進。在各個銷售平臺上，朱自清《經(jīng)典常談》一書的商品描述已加上“《語文》八年級閱讀”“教材配套閱讀”等說明。

銷售數(shù)據(jù)方面，果麥出品的《經(jīng)典常談》首印雖只有5000冊，但目前加印到第8次，發(fā)行量近20萬冊，出版方表示，隨著該書被收入教材，近期還會計劃加印。

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22年8月推出新版《經(jīng)典常談》，但是僅僅在2023年1月這一個月，已經(jīng)發(fā)行了130多萬冊，1月在京東平臺銷量環(huán)比增長了6.7倍。

人民文學出版社介紹，朱自清《經(jīng)典常談》的寫作時間在1938到1942年間，于1942年出版。當時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任教。它的寫作，是由當時負責統(tǒng)籌中小學國文教科書編寫工作的楊振聲建議的。編寫這類普及傳統(tǒng)經(jīng)典知識的書籍，其思想來源應該是胡適于1923年發(fā)起的“整理國故”運動。

版本上，人文社推出的《經(jīng)典常談》以文光書店1946年刊本為底本，全文無刪減，最大限度保留作品原貌和時代特色。由于該書已經(jīng)出版發(fā)行了七八十年，學術(shù)界在很多領域取得的新進展，為作者當時所不及見。再版時，為保證相關知識的準確性，個別地方采用“編者按”的方式做了補充說明。

大家的關注點也聚焦于《經(jīng)典常談》是一本怎樣的書?

《經(jīng)典常談》包括說文解字、周易、尚書、詩經(jīng)、三禮、春秋三傳、四書、戰(zhàn)國策、史記漢書、諸子、辭賦、詩、文等十三篇，系統(tǒng)地介紹了中國古代文學的發(fā)展與歷史脈絡，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啟蒙作品。

2022年4月，教育部頒布了《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年版)》后，語文學科增加的核心素養(yǎng)中的一點是“文化自信”。教育部統(tǒng)編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總主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溫儒敏在之前的一個講座中談到“整個中小學所有的課程都要重視培養(yǎng)學生的文化自信”“要通過語文課培養(yǎng)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認同”。

而朱自清在前言中已經(jīng)提及，他寫作《經(jīng)典常讀》的目的正在于培養(yǎng)讀者的文化自信：“經(jīng)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鲆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于本國的經(jīng)典，也有接觸的義務?！?/p>

在這種意義上，《經(jīng)典常讀》更適配于這種教學理念。知乎上一位認證為“歷史專業(yè)、語文教師”的答主認為：“《經(jīng)典常談》彌補了學生在語文學習(特別是古代文學學習)中背景知識不足的缺陷。在現(xiàn)行部編版語文教材中，各學段都選用了一些古代文學經(jīng)典篇目，比如《<詩經(jīng)>二首》《<禮記>二則》《曹劌論戰(zhàn)》《<論語>十二章》《鄒忌諷齊王納諫》《陳涉世家》等等。在教讀這些文章時，由于學生缺乏相應的知識背景，教師需要做大量的知識補充，才能讓學生略有領會。但因為沒有完整的背景知識體系作為支撐，這種領會也往往是機械的、粗淺的。很多同學對這類文章的學習就是囫圇吞棗、食而不化。而朱自清先生這部《經(jīng)典常談》，恰是：‘介紹講解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知識，是學習傳統(tǒng)文化典籍(也叫國學)的入門書、打基礎書，又是極有學術(shù)分量的書。’”

我國的古代經(jīng)典浩繁艱深，而且有文言文與白話文轉(zhuǎn)換上的閱讀障礙，讀起來十分困難，正如朱自清在《經(jīng)典常談》序言中所說：“我國經(jīng)典，未經(jīng)整理，讀起來特別難，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結(jié)果是敬而遠之?！?/p>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經(jīng)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敝熳郧逭J為，為了讓更多讀者能夠接觸到，并更容易理解和沉浸于古代經(jīng)典，《經(jīng)典常讀》書中，朱自清對每一篇都有概括，做到知識上簡潔精辟，例如：

《說文解字》：文字可以增進人的能力，也可以增進人的巧詐。倉頡泄漏了天機，卻將人教壞了。所以他造字的時候，“天雨粟，鬼夜哭”;

《尚書》：中國最古的記言的歷史?！吧小保吧稀币?，《尚書》據(jù)說就是“上古帝王的書”;

《詩經(jīng)》：詩的源頭是歌謠。一個人高興的時候或悲哀的時候，常愿意將自己的心情訴說出來，給別人或自己聽。

《春秋》：“春秋”是古代記事史書的通稱。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舉行，所以記事的書用這個名字。

同時，朱自清的文字更通俗流暢，以書中解讀《春秋》為例，“西狩獲麟”的原文其實很簡短：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鬃拥琅c相逢見，俯而泣，抱麟曰：“爾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而朱自清在本書中，寫到孔子見麟而泣的故事時，以讀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解讀：

魯哀公十四年，魯西有獵戶打著一只從沒有見過的獨角怪獸，想著定是個不祥的東西，將它扔了。這個新聞傳到了孔子那里，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說，“這是麟啊。為誰來的呢!干什么來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說著流下淚來，趕忙將袖子去擦，淚點兒卻已滴到衣襟上。原來麟是個仁獸，是個祥瑞的東西;圣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會來，不然是不會來的。可是那時代哪有圣帝、明王?天下正亂紛紛的，麟來的真不是時候，所以讓獵戶打死，它算是倒了運了。

朱自清在《經(jīng)典常談》中也非常注意對于龐雜的古代史源流、發(fā)展等內(nèi)容進行總結(jié)，讓年輕讀者們獲得一種簡明的印象，如對于書體的演變部分，他寫道：

秦以后只是書體演變的時代。演變的主因是應用，演變的方向是簡易。始皇用小篆統(tǒng)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隸書”。當時公事忙，文書多，書記雖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書，卻不免寫得草率些。日子長了，這樣寫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體，稱為“隸書”，因為是給徒隸等下級辦公人看的。這種字體究竟和小篆差不多。

到了漢末，才漸漸變了，橢圓的變?yōu)楸夥降模皵抗P”變?yōu)椤疤艄P”。這是所謂漢隸，是隸書的標準。晉唐之間，又稱為“八分書”。漢初還有草書，從隸書變化，更為簡便。這從清末以來在新疆和敦煌發(fā)現(xiàn)的漢晉間的木簡里最能見出。這種草書，各字分開，還帶著挑筆，稱為“章草”。魏晉之際，又嫌挑筆費事，改為斂筆，字字連書，以一行或一節(jié)為單位。這稱為“今草”。隸書方整，去了挑筆，又變?yōu)椤罢龝?。這起于魏代。

晉唐之間，卻稱為“隸書”，而稱漢隸為“八分書”。晉代也稱為“楷書”。宋代又改稱為“真書”。正書本也是扁方的，到陳隋的時候，漸漸變方了。到了唐代，又漸漸變長了。這是為了好看。正書簡化，便成“行書”，起于晉代。大概正書不免于拘，草書不免于放，行書介乎兩者之間，最為適用。但現(xiàn)在還通用著正書，而輔以行草。一方面卻提倡民間的“簡筆字”，將正書、行書再行簡化。這也還是求應用便利的緣故。

朱自清在《經(jīng)典常談》序言里，曾表達過他的一個心愿，他希望“讀者能把它當作一只船，航到經(jīng)典的海里去”。葉圣陶在讀完《經(jīng)典常談》后評價：“因為這本書的引導，去接觸古書，就像預先看熟了地圖跟地理志，雖然到的是個新地方，卻能頭頭是道?！?/p>

讀朱自清的《經(jīng)典常談》有感

浩瀚的書海一直延展至天際，終于凝縮成一個點。在宇宙般無垠的書海中求索、吸收、消化，萃取精華凝成一本書，那就是我正捧在手心里的《經(jīng)典常談》。這巨大的工程，全憑一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這偉大的工程師，就是朱自清先生。

人有如滄海一粟，但集天地之精華?！督?jīng)典常談》亦如靈氣的人一般，乃浩瀚書海中的一顆璀璨明珠。

《經(jīng)典常談》以通俗流暢的文字，按歷史發(fā)展的脈絡梳理了從倉頡造字開始到《周易》《詩經(jīng)》《春秋》、四書五經(jīng)、詩、辭、文、賦的經(jīng)典內(nèi)容，為讀者提供通覽國學精華的指南。其中所呈現(xiàn)的內(nèi)容，有我曾用心通讀過的，有偶爾翻閱未曾細細品味的，還有從未涉獵的。朱先生在文中提到，擔心一些人以為讀了這本書就不必再讀書中所羅列的原著了。我倒覺得這種擔心大可不必。因為正如本書作者的寫作宗旨——使經(jīng)典普及于一般人。

人們?nèi)粝霃慕?jīng)典中汲取一定的營養(yǎng)，對此有個大概的了解，那么此書已將各類經(jīng)典之精髓一一呈現(xiàn)，讀之自然受益匪淺;若是國學的一般愛好者，正能從此書中得些經(jīng)驗，激發(fā)一探原著的興趣——我對其中一些已經(jīng)粗略讀過的著作又提起了再讀的興致，而某部尚未接觸過的則已然排入我的讀書計劃之內(nèi)，這也應當是作者的初衷之一吧;若要對其中某些或是所有的經(jīng)典內(nèi)容進行研究的，那此書則更能助力研究人員，使其易于把握方向、緊扣主題，無論是研究前的'熱身、研究過程中的比對，還是研究即將出成果時的總結(jié)，都值得借鑒。由此可見，朱先生研究國學經(jīng)典而凝成的這本精華巨著，對不同層面不同需求的人都會大有助益，真乃善莫大焉!

在《經(jīng)典常談》的閱讀過程中，我不僅常被朱先生的研究精神、獨到見解所感動，也不時為書中所介紹的一些經(jīng)典作品的成書過程以及精彩內(nèi)容所打動。司馬遷因受李陵案牽連，在遭受污及先人、見笑親友的宮刑之后，忍辱負重，繼承先業(yè)，綜括三千多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爐而冶之”，歷時十四年之久，終于寫就一部大書——《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了完成先父遺志，為了體現(xiàn)自身價值，司馬遷不輕言放棄，甘愿忍受屈辱，讓自己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其中的艱辛困苦有誰知!

從朱先生的介紹中得知，“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古人統(tǒng)一的標準的小學教科書。那時先生不講解，只讓學生背，不但背正文，而且得背朱熹的小注。只要囫圇吞棗地念，囫圇吞棗地背;不懂不要緊，將來用得著，自然會懂的。讀后感這不無科學道理，腦神經(jīng)科學研究表明，孩子的小學階段即6到13歲，正是人記憶力的黃金時期。在這個階段選擇古代圣賢的智能精華，進行經(jīng)典誦讀，加強知識積累，將經(jīng)典內(nèi)容存入大腦記憶，會烙印在潛意識里，會受到經(jīng)典的潛移默化，能陶冶性情，使心性向善、向上。朱子認為，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該修養(yǎng)道心，克制人心，這是心法。朱子教人讀“四書”，為的是成人。滋養(yǎng)心根，學會做人，才能更好地做事。作為小學教師，我們從先賢身上所獲得的何止是知識，所感受的何止是人格魅力，更有一些永不過時的觀念和方法。讀《經(jīng)典常談》，所獲是多角度多方面的。

另外，本書的附錄《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在全書中也占了相當重的分量。朱先生以自己的博學多才，為我們一一呈現(xiàn)了泱泱詩海中的精華所在，如平仄押韻的詩歌創(chuàng)作方法，用典的優(yōu)劣，唐代著名詩人的藝術(shù)風格、代表作，以及一些典型詩作的創(chuàng)作背景、意義、與相關作品的對比等等等等。這些，對提升我們小學語文教師的文學素養(yǎng)、教學能力都有著很大的幫助。

讀過《經(jīng)典常談》，掩卷之余，感慨良多。朱先生潛心研究的治學精神，為當代所稀缺;朱先生厚積薄發(fā)的學者風范，為我輩所景仰。愿你我在朱先生這位“資深導游”的引領下，能暢游經(jīng)典之勝境，汲古代圣賢之智慧，為我所用，為今所用。

朱自清《經(jīng)典常談》

朱自清(18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華，號秋實，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紹興，出生于江蘇省東?？h(今連云港市東?？h平明鎮(zhèn))?，F(xiàn)代杰出的散文家、詩人、學者、民主戰(zhàn)士。 19中學畢業(yè)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開始發(fā)表詩歌。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3-4] 1932年7月，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1934年，出版《歐游雜記》和《倫敦雜記》。1935年，出版散文集《你我》。1948年8月12日病逝于北平，年僅50歲。

朱自清《經(jīng)典常談-詩經(jīng)》

詩的源頭是歌謠。上古時候，沒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謠，沒有寫的詩。一個人高興的時候或悲哀的時候，常愿意將自己的心情訴說出來，給別人或自己聽。日常的言語不夠勁兒，便用歌唱;一唱三嘆的叫別人回腸蕩氣。唱嘆再不夠的話，便手也舞起來了，腳也蹈起來了，反正將勁兒使到了家。碰到節(jié)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樂，唱歌的機會更多?；蛞怀姾停虮舜烁倓?。傳說葛天氏的樂八章，三個人唱，拿著牛尾，踏著腳，似乎就是描寫這種光景的。歌謠越唱越多，雖沒有書，卻存在人的記憶里。有了現(xiàn)成的歌兒，就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隨時揀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悶。若沒有完全合式的，盡可刪一些、改一些，到稱意為止。流行的歌謠中往往不同的詞句并行不悖，就是為此。可也有經(jīng)過眾人修飾，成為定本的。歌謠真可說是“一人的機鋒，多人的智慧”了。

歌謠可分為徒歌和樂歌。徒歌是隨口唱，樂歌是隨著樂器唱。徒歌也有節(jié)奏，手舞腳蹈便是幫助節(jié)奏的;可是樂歌的節(jié)奏更規(guī)律化些。樂歌在中國似乎早就有了，《禮記》里說的土鼓土槌兒、蘆管兒，也許是我們樂器的老祖宗。到了《詩經(jīng)》時代，有了琴瑟鐘鼓，已是洋洋大觀了。歌謠的節(jié)奏，最主要的靠重疊或叫復沓;本來歌謠以表情為主，只要翻來覆去將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著費話。重疊可以說原是歌謠的生命，節(jié)奏也便建立在這上頭。字數(shù)的均齊，韻腳的調(diào)協(xié)，似乎是后來發(fā)展出來的。有了這些。重疊才在詩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將那些歌謠記錄下來，便是最初的寫的詩了。但記錄的人似乎并不是因為欣賞的緣故，更不是因為研究的緣故。他們大概是些樂工，樂工的職務是奏樂和唱歌;唱歌得有詞兒，一面是口頭傳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兒。歌謠便是這么寫下來的。我們知道春秋時的樂工就和后世闊人家的戲班子一樣，老板叫作太師。那時各國都養(yǎng)著一班樂工，各國使臣來往，宴會時都得奏樂唱歌。太師們不但得搜集本國樂歌，還得搜集別國樂歌。不但搜集樂詞，還得搜集樂譜。那時的社會有貴族與平民兩級。太師們是伺候貴族的，所搜集的歌兒自然得合貴族們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會入選的。他們搜得的歌謠，有些是樂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樂才好用。合樂的時候，往往得增加重疊的字句或章節(jié)，便不能保存歌詞的原來樣子。除了這種搜集的歌謠以外，太師們所保存的還有貴族們?yōu)榱颂胤N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獵等等作的詩。這些可以說是典禮的詩。又有諷諫、頌美等等的獻詩;獻詩是臣下作了獻給君上，準備讓樂工唱給君上聽的，可以說是政治的詩。太師們保存下這些唱本兒，帶著樂譜;唱詞兒共有三百多篇，當時通稱作“詩三百”。到了戰(zhàn)國時代，貴族漸漸衰落，平民漸漸抬頭，新樂代替了古樂，職業(yè)的`樂工紛紛散走。樂譜就此亡失，但有還有三百來篇唱詞兒流傳下來，便是后來的《詩經(jīng)》了。

“詩言志”是一句古詩;“詩”(言志)這個字就是“言”、“志”兩個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謂“言志”和現(xiàn)在所謂“抒情”并不一樣;那“志”總是關聯(lián)著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時通行賦詩。在外交的宴會里，各國使臣往往得點一篇詩或幾篇詩叫樂工唱。這很像現(xiàn)在的請客點戲，不同處是所點的詩名必加上政治的意味。這可以表示這國對那國或這人對那人的愿望、感謝、責難等等，都從詩篇里斷章取義。斷章取義是不管上下文的意義，只將一章中一兩句拉出來，就當前的環(huán)境，作政治暗示。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宴晉使趙孟于垂隴，趙孟請大家賦詩，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賦的是《野有蔓草》。原詩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 氵專 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子太叔只取末兩句，借以表示鄭國歡迎趙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詩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墒沁@樣辦正是“詩言志”;在那回宴會里，趙孟就和子太叔說了“詩以言志”這句話。

到了孔子時代，賦詩的事已經(jīng)不行了，孔子卻采取了斷章取義的辦法，用詩來討論做學問做人的道理?！叭缜腥绱?，如琢如磨”，本來說的是治玉，將玉比人。他卻用來教訓學生做學問的工夫?！扒尚毁猓滥颗钨?，素以為絢兮”，本來說的是美人，所謂天生麗質(zhì)。他卻拉出末名來比方作畫，說先有白底子，才會有畫，是一步步進展的;作畫還是比方，他說的是文化，人先是樸野的，后來才進展了文化——文化必須修養(yǎng)而得，并不是與生俱來的。他如此解詩，所以說“思無邪”一句話可以包括“詩三百”的道理;又說詩歌鼓舞人，聯(lián)合人，增加閱歷，發(fā)泄牢騷，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鬃右院螅霸娙佟背蔀槿寮业牧?jīng)之一，《莊子》和《荀子》里都說到“詩言志”，那個“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時列國的賦詩只是用詩，并非解詩;那時詩的主要作用還在樂歌，因樂歌而加以借用，不過是一種方便罷了。至于詩篇本來的意義，那時原很明白，用不著討論。到了孔子時代，詩已經(jīng)不常歌唱了，詩篇本來的意義，經(jīng)過了多年的借用，也漸漸含糊了。他就按著借用的辦法，根據(jù)他教授學生的需要，斷章取義的來解釋那些詩篇。后來解釋《詩經(jīng)》的儒生都跟著他的腳步走。最有權(quán)威的毛氏《詩傳》和鄭玄《詩箋》差不多全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斷句取義是在一句、兩句里拉出一個兩個字來發(fā)揮，比起斷章取義，真是變本加厲了。

毛氏有兩個人：一個毛亨，漢時魯國人，人稱為大毛公，一個毛萇，趙國人，人稱為小毛公;是大毛公創(chuàng)始《詩經(jīng)》的注解，傳給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了。鄭玄是東漢人，他是專給毛《傳》作《箋》的。有時也采取別家的解說;不過別家的解說在原則上也還和毛氏一鼻孔出氣，他們都是以史證詩。他們接受了孔子“無邪” 的見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論世”的見解，以為用孔子的詩的哲學，別裁古代的史說，拿來證明那些詩篇是什么時代用的。為什么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其實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倒是說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與他們不同。他們這樣猜出來的作詩人的志，自然不會與作詩人相合;但那種志倒是關聯(lián)著政治教化而與“詩言志”一語相合的。這樣的以史證詩的思想，最先具體的表現(xiàn)在《詩序》里。

《詩序》有《大序》、《小序》?！洞笮颉泛孟窨傉摚忻酉?，說不定是誰作的?！缎⌒颉访科粭l，大約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證詩，似乎是《小序》的專任務;傳里雖也偶然提及，卻總以訓詁為主，不過所選取的字義，決在助成序說，無形中有個一定方向罷了。可是《小序》也還是泛說的多，確指的少。到了鄭玄，才更詳密的發(fā)展了這個條理。他按著《詩經(jīng)》中的國別和篇次，系統(tǒng)的附合史料，編成《詩譜》，差不多給每篇詩確定了時代;《箋》中也更多的發(fā)揮了作為各篇詩的背景的歷史。以史證詩，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經(jīng)典常談讀書筆記

讀《經(jīng)典常談》談國學經(jīng)典斐名中外的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有三位著名的系主任，他們輪流坐莊，羅常培、朱自清和聞一多，其中對我個人而言最能叫上名字的就是朱自清，因為上學的時候?qū)W過他的三篇文章：《春》、《背影》和《荷塘月色》，其他兩位大家知之甚少。即便對于朱自清先生也并不知道多少，不知道還有什么作品或者什么精妙。今日讀了一本1942年其編寫的《經(jīng)典常談》，一本大師編寫的了解中國古代文化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入門指南，才領略了大師的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信手拈來。這是他寫給中學生的一本書，普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沒有任何個人的觀點的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卻是“發(fā)揚、介紹、修正、推進我國傳統(tǒng)文化”，對歷史經(jīng)典的“切實而淺明的白話文白話文導言”。

對于中國的文學經(jīng)典，雖然每個中國人都度過第一點，但我想有宏觀了解的卻不多見。既沒有人教，也沒有人談。朱自清先生寫《經(jīng)典常談》就是要我們用“科學的選擇和閱讀方法”，“幫助人們以有效的時間、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效率，從浩繁的書海中獲取對自己有用的`知識，以集成和發(fā)揚前人寶貴的精神財富”，通過這本書讓我們“閱讀經(jīng)典”，了解經(jīng)典。中華文字3000年，最早是出現(xiàn)于殷商晚期的甲骨文。而在此之前“結(jié)繩而治”，“后世圣人”刀筆刻字于牛骨龜甲，用于記錄文化歷史的開端“卜辭”。傳說的“倉頡”或許是“商契”，商民族的祖宗的意思。到了周朝演化為“籀文”(大篆)，后來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秦國的文字小篆成了國書。古代文字四種書寫方式，契、鑄、書、印，對應的不同的材料“骨、銅、簡、泥”而異。這是來自于《說文解字》的知識?！兑捉?jīng)》代表了中國人的智慧，“河出圖，洛出書”，這是傳說的出處。甲骨經(jīng)火燒斷吉兇是“卜”，蓍草數(shù)數(shù)目斷吉兇是“筮”，“筮短鬼長”，古代判斷小事吉兇用筮，大事吉兇采用卜?！兑捉?jīng)》原來是一部切用的筮書，包含三部分：連山、歸藏和周易。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的《周易》是種哲學，民眾的《周易》是種巫術(shù)?！渡袝反蟛糠忠彩遣忿o，是當時的“雅言”，包括“虞、夏、商、周”四個朝代的號令，這些號令多成為“誓”和“誥”。平時的號令叫“誥”，軍事的叫“誓”，君告臣的叫“命”，臣告君的有時叫“謨”。是漢朝人編輯了歷史檔案，改稱為《尚書》，“上古帝王的書”。值得注意的是王肅的《古文尚書》是偽書，伏生《尚書》才是真本。歌謠是《詩經(jīng)》的源頭。

隨口唱的是徒歌，隨著樂器走的是樂歌。歌謠的詞由樂工記錄下來就成了《詩經(jīng)》?！霸娧灾尽?，志不是抒情，而是關聯(lián)著教化或政治?？鬃訉υ姅嗾氯×x，詩被用來討論做學問做人，是要鼓舞人、聯(lián)合人，增加閱歷，教化眾人。天地君親師，代表《禮》的三本：天地是生命本源、親是祖先、君師是政教的本源，禮包羅萬象，人情不能忘本。儒家教人和平、教人節(jié)制，建立社會秩序和政治制度，就要遵守“禮”，叫做“禮治”。“春秋”是古代記事史書，傳說孔子作《春秋》，“尊王攘夷”乃是《春秋》大義。史官記事兩個目的：征實和勸懲?！蹲髠鳌?、《公羊傳》、《谷梁傳》是《春秋》三傳。左氏重敘事，公、谷重解經(jīng)?！蹲髠鳌穮⒖既杭斒鍪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四書，要先讀《大學》，再讀《論語》《孟子》，最后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中庸》傳授心法，是儒教道統(tǒng)的根本。韓魏趙三國分晉，田齊代姜齊， “爭地以戰(zhàn)，殺人盈野;爭城以戰(zhàn)，殺人盈城”，春秋進入戰(zhàn)國。六國親秦抗秦，即是“合縱”“連橫”，202年的歷史，劉向編纂成了《戰(zhàn)國策》，“捐禮讓而貴戰(zhàn)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茍以取強而已矣”。《史記》《漢書》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紀傳體”史書，是二十四史“正史”的源頭。兩書各有所勝，班、馬并稱?！妒酚洝肥峭ㄊ罚涗浀綕h武，《漢書》是斷代，起于高祖終于王莽之誅。

《史記》成于司馬一人之手，“文直而事核”，《漢書》成于四人之手，“文贍而事詳”，異曲同工，并稱“良史”。諸子百家源于士農(nóng)工商，源于詩禮樂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儒墨老陰，諸子爭流;獨尊儒術(shù)，多虧董仲舒!辭賦最有名一句“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最有名是屈原和宋玉。賦不算是詩，是我國特有的體制，雖有韻，但是接近于文。漢武立樂府，調(diào)子分為“楚聲”和“新聲”。楚聲成了五言詩的源頭。建安三曹用樂府舊題改作新詩。晉代阮籍奠定了五言詩的基礎。唐初仿作樂府，始有七言詩。李白杜甫提升了唐詩的高度。最早的問是商代的卜辭，就是一些簡單的句子，最早用于記言、記事和訴訟。文的標準有梁照明太子《文選》中第一次提出。柳宗元、韓愈帶領文走上平正通達之路?！邦檰柌灰苏f理”，應該“用現(xiàn)在的中國話做文學”。是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