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惠帝“除挾書律”有什么歷史意義?中國書籍開始面向公眾時代!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下令“除挾書律”：“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挾是藏的意思，“除挾書律”廢除私家藏書的禁令，允許民間自由藏書，給“吏民”以方便與自由。這件事，與“皇帝冠，赦天下”在同一天施行，足見其隆重?！俺龗稌伞笔菨h代一項極為重要的書籍政策，在中國古代書籍史與文化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除挾書律”的歷史背景：官書壟斷造成書籍不面向公眾傳播

“除挾書律”頒布和實施的直接原因是秦代的“挾書律”。《漢書·惠帝紀》師古注引張晏日：“秦律，敢有挾書者族?！鼻厥蓟史贂?，允許保留的只有兩種書：一是“博士官所職”之書，一是“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前者為官書，官書本在官府，不在民間;后者為科技類書，流通范圍僅限于少量專業(yè)人員。而焚書令又規(guī)定“以吏為師”，實則就是取消私學。戰(zhàn)國以來蓬勃興起的私學，是民間書籍流通的重要渠道。由于當時書肆尚未誕生，秦始皇取消私學就等于取締了民間書籍流通的渠道。結果就如西漢劉歆所說，惠帝之前，“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秦代的“挾書律”再加“焚書坑儒”，民間即使有書也不敢公諸于世。因此，惠帝四年的“除挾書律”，首先是對秦法“挾書律”的廢止。

從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上看，“除挾書律”最深遠的歷史意義在于它打破了自西周以后延續(xù)了約九百多年的官書壟斷傳統(tǒng)。

西漢“除挾書律”與中國書籍面向公眾時代的開啟

中國古代的官書壟斷，指書籍與著作全部歸官府所有，歸官府掌管。章學誠在論古代文化時說：“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yè)，故弟子習其業(yè)。官守學業(yè)，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薄肮偈貙W業(yè)，皆出于一”，就是政教合一，就是學在官府，官師不分。因此，凡學校都是官學，凡教師都是官員，、凡書籍都是官書。這樣就形成了官府對書籍的高度壟斷。

西周以后書籍典藏和流通方面的基本特征，就是官書壟斷。其歷史根源則是以西周為代表的史官文化。

近代以來，一些學者以史官命名我國古代文化，稱史官文化，它實際上是指我國古代一種以史官為代表的官方文化，并非就是史官的文化。史官文化存在于三代，昌盛予西周，平王東遷以后隨著禮崩樂壞而漸趨衰落。史官文化的內(nèi)容特征，主要是君權至上與日趨世俗化;史官文化的社會特征，就是官方全面壟斷文化。西周在經(jīng)濟上建立了無所不包的國有制，就是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本龣喔哂谝磺小＞跻暼珖耐恋?、人民為已有，也視所有文化為己有。西周將社會文化全部集中在王室官府，由以史官為首的文化官員執(zhí)掌。在王室官府中，史官的地位十分顯赫與特殊。在政治活動中，史官兼有智囊與監(jiān)察兩重職能;在文化活動中，史官既是詔令、史籍等重要作品的作者，又是全國典籍的掌管者。以史官為首的文化官員，奉王命傳承前代文化，又奉王命撰寫作品與創(chuàng)造新文化，于是形成了具有鮮明特征的史官文化。章學誠所說“官守學業(yè)，皆出于一”，正是史官文化的必然結果。由于所有著作都出于官員職守，所有學術與所有典籍都歸官府掌管，私家沒有著作，民間沒有書籍，在此基礎上產(chǎn)生了以官府壟斷書籍為主要特征的官書制度。、周代官書制度可以簡單概括為：書籍產(chǎn)生于宮府，又典藏于官府傳承子宮府。在這一制度下，官書不向公眾開放，包括不向一般貴族開放。因此，官書都不可能在公眾間傳播。流入私家的官書，只有成為教科書的《詩》《書》以及字書小學之類。從社會教育方面看，.夏、商、周三代_學在官府”，所有學校都是官學，官學之外沒有屬于民間的私學。官學制度，實質是官府貴族壟斷教育。由于民間沒有私學，官方壟斷書籍的局面也就無法改變。

官書不面向公眾流通的特征，受禮樂制度的影響最大。西周奉行等級森嚴的禮樂制度。受禮樂等級的制約，官書在官府內(nèi)部，閱讀有嚴格限制，不允許隨便復制流通。羅根澤指出：“古者政教不分，書在官府，欲得誦習，頗非易事。故韓宣子，晉世卿也，必俟至魯觀書于太史氏，始綴見《易》《象》與魯《春秋》《《左傳》昭公二年)。季札，吳公子也，亦必俟至魯，始得聞各國之詩與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一般平民，更無論焉?！濒攪鴵碛械牡浼绕渌T侯國豐富完備，原因是西局成壬_以天子禮封周公之子伯禽于魯時，除了授田、授民外，還封贈了“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在伯禽封魯?shù)耐瑫r，還封康叔于殷墟，封唐叔予夏墟。康叔、唐叔也獲得了土地和人民，但卻沒有“祝、宗、卜史，備物典策”。霉這個區(qū)別就是禮樂等級的差別。因此，魯國擁有的典籍文物，僅次手周王室，在諸侯國中最豐富、最完備。誠然，晉國也有太史;晉太史也典藏書籍，其中必有《易》。然而，晉太史的典籍不如魯太史豐富完備，晉沒有魯國的《易》《象》，更不能有魯《春秋》，所以韓宣子不能不翻山越嶺到魯國太史處“觀書”。吳國雖然也有詩樂，然而吳國沒有魯國那樣齊全而完美的各國詩與樂，所以季札不能不千里迢迢到魯國“觀周樂”。這兩件事說明，數(shù)百年前西周天子賜贈魯國的典籍，并沒有通過復制流通到其它諸侯國。為何數(shù)百年不能復制流通?不可逾越的障礙就在禮樂等級。僭越禮樂，乃大逆不道。

平王東遷以后，隨著王權的衰落，禮樂制度出現(xiàn)瓦解趨勢，昌盛一時的西周史官文化逐漸下移;文化下移的對象主要是諸侯國，并非民間。自春秋后期的孔子開始，社會上出現(xiàn)了辦私學的浪潮;隨著私學而出現(xiàn)的諸子著作，成為對官書壟斷的最大沖擊力量。從歷史發(fā)展看，到戰(zhàn)國時期，鐵桶般的宮書壟斷終于出現(xiàn)了冰山一角。首先，孔子辦學大獲成功以后，民間就逐漸有書了。諸子著作產(chǎn)生于民間私學。本不是官書，流通也就不受禮樂等級的限制。數(shù)量可觀的諸子著作，主要通過私學渠道在師徒間與學派內(nèi)部流通，成為民間書籍的主流。其次，隨著禮崩樂壞，有些官書可能悄悄流人民間私家。例如，記述周代政制的《周官》就已悄悄地流入私家，因此到西漢初年，漢文帝從戰(zhàn)國時魏國姓竇的老樂工那里得到了其中的一章;后來，河間獻王劉德又從民間訪得了該書六篇中的五篇。這說明《周官》在戰(zhàn)國年閭已經(jīng)流到了民間。

但是，官書壟斷制度的瓦解，總的看比禮崩樂壞要滯后得多。史官文化下移，造成一部分王室典籍下移到諸侯，可是這些典籍又被諸侯官府壟斷起來，很難流人民間私家?！睹献印とf章下》：“北宮鑄問日：‘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日：‘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許慎《說文解字·序》也說：“諸侯力政，不統(tǒng)于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钡浼粴壷?，成為歷史文獻的一段空白，連博學如孟子也感嘆“其詳不可得而聞”，說明這些典籍原本完全處于諸侯壟斷與控制之中。再如史書，它是官書中數(shù)量最多的，然而史書始終被官府牢牢控制，從來不準私家收藏或復制?！妒酚洝ち鶉瓯怼氛f：“秦既得意，燒天下詩耆，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

一直到戰(zhàn)國末年，官書依然無法自由流人民間。《茍子·榮辱篇》：“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shù)，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蓖跄顚O注：“持，猶奉也。言官人百吏謹守其法，她度量、刑辟、圖籍父子相傳，以奉王公也。”茍子是戰(zhàn)國末年人，從這段話可知，戰(zhàn)鼠末年的“圖籍”依然由諸侯的典書之官嚴加保管。典書之官就像西周那樣仍舊是“父子相傳”，代代世襲。他們“不知其義”，卻“謹守其數(shù)”，如此代代奉持王公，借以獲取秩祿——“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梢姸Y崩樂壞之后，官書依然由官府典藏，不能流人私家。

自西周至秦，官書壟斷的傳統(tǒng)至少延續(xù)了九百多年。春秋戰(zhàn)國年間，隨著史官文化的瓦解與私學的興起，促使官書壟斷出現(xiàn)弱化，進而趨于瓦解。盡管如此，官書壟斷制度從來沒有正式廢除，《茍子·榮辱篇》所說可證。由此去看秦始皇的“挾書律”和焚書坑儒，就會發(fā)現(xiàn)，它實際是針對戰(zhàn)國以來官書壟斷趨于瓦解所作的反撥，是針對民間出現(xiàn)典藏書籍這種進步潮流所作的反動，目的是恢復西周官書壟斷制度。秦始皇的文化政策，在當時本是最落后保守的，像以吏為師，取消私學，就與三代一脈相承，這一點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原道》中早就指出了。而取消戰(zhàn)國以來蓬勃發(fā)展的私學，等于是取締學派對立，取締百家爭鳴。頒布“挾書律”，正是秦始皇推行最落后保守文化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

從上述歷史背景看，西漢“除挾書律”決不僅僅是廢除了秦代的一條法律條文，而是正式廢止了一項延續(xù)九個世紀的社會文化傳統(tǒng)?，F(xiàn)在再讀《漢書-惠帝紀》所說“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就知它的含義究竟是什么了?！笆》罘晾裘裾摺保褪菑U除官書壟斷的不方便與不自由，就是讓書籍在民間自由收藏與自由流通。由此，官書壟斷帶來的官書不面向公眾傳播的局面便被徹底打破，書籍得以在民間自由流通，這就開啟了中國書籍面向公眾傳播的第一步。

自由藏書與自由流通：書籍真正面向公眾

“除挾書律”的頒布，實質上就是公開宣布私家藏書的禁令完全解除。從此開始，私家可以自由收藏書籍，戰(zhàn)國以來一些不敢公開的民間藏書就敢拿出，來公諸于世。不久，漢政府在全國“大收篇籍”，大獲成功。在私家藏書方面，漢初的淮南王劉安與河間王劉德成為中國第一批藏書家，其中劉德的私家藏書數(shù)量甚至與當時朝廷差不多。

要藏書，首先要獲得書籍。按照今人的想法，獲得書籍就是到書店去買，書籍市場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必要中介?？墒窃跐h代，書肆到西漢末年才出現(xiàn)，此據(jù)揚雄《法言·吾子》所記;在此之前.，我國尚無書肆。從社會環(huán)境來看，西漢武帝實行重農(nóng)抑商政策，全國經(jīng)濟以自給自足為基本模式，書肆處于自給自足經(jīng)濟的汪洋大海之中，書籍市場也就無法順利發(fā)展起來。因此，人們獲得書籍的基本方式，是藏書者自己抄寫復制。漢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寫書之官’：就是負責抄寫和制作書籍的官員，可見漢朝廷藏書也是通過自己抄寫復制獲得的。藏書者自己抄寫復制，古代稱“傳寫”。不論官府還是士大夫，都主要通過傳寫的方式獲得書籍。西漢至東漢間的梁子初和楊子林，兩人共寫書多達萬卷，他倆大概是漢代寫書最多之人。傳寫書籍，可以自己動手，也可以雇人代勞。代人抄書，稱傭書。班固之弟班超，就在東漢初年做過代人抄書的傭書者。

官書壟斷是禁止書籍在民間公開收藏和傳播;“除挾書律”則是為民間私家藏書解禁。由于當時獲得書籍的基本途徑與方式是傳寫復制，因此從書籍傳播角度看，民間可以自由藏書，與自由傳寫復制，與自由流通書籍，三者是一回事?！俺駮伞?，最終解決的其實是書籍在民間自由流通的問題。書籍通過傳寫復制在公眾間流通，書籍便成了社會公眾媒介工具，從而大大地提高了作者的社會影響與地位，拓展了讀者的范圍，發(fā)展了文化教育，最終引領書籍面向公眾傳播。

在“除挾書律”后的一百來年間，書籍事業(yè)領域發(fā)生了極為重要的變化，書籍真正步入了一個面向公眾傳播的新時代。其重要標志是：先秦時期韻官書可以在公眾間自由流通;司馬遷寫出了我國第一部面向公眾的經(jīng)典之作——《史記》。

(一)先秦富書被人們公開收藏，進而在公眾間流通

先以《周官》為例?！吨芄佟罚瑵h以后稱《周禮》，它記載著周代的官制政制，是典型的官書。在秦以前，《周官》已經(jīng)流入私家，然而并未公諸于世。其中原因，既是官書壟斷的傳統(tǒng)使然，又因為《周官》講的是西周政制，與戰(zhàn)國時期的諸侯不利。孟子說：“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薄敖匀テ浼钡膶ο?，不會不包括《廚官》。秦國對《周官》更是深惡痛絕，無疑是秦始皇“挾書律”的重點打擊對象。漢代馬融說：“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钡脑谶@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下t，《周官》雖已流人私家，可是不敢公開問世，只能秘藏不傳。先秦文獻包括先秦諸子，都沒有談起過《周官》，原因就在《周官》雖有其書，卻是從未流布。有人因此懷疑秦以前是否有《周官》。為此，清人汪中撰《周官征文》論《周官》為先秦古書甚詳，可參閱。

《周官》最初公開面世，是在“除挾書律”之后的西漢初年。據(jù)《漢書·藝文志》記載，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的李氏手中求得了《周官》六篇中的五篇，另一篇始終沒有找到。劉德獲得《周官》的時間，是他封河間王期間，時間為景帝二年(前155年)至武帝元光五年(前30年)。他從民間獲得《周官》的‘時間大概在惠帝四年(前191)“除挾書律”五六十年之后。

《周官》自劉德從民間獲得開始，便逐漸在社會上公開流傳起來?！稘h書、·藝文志》著錄《周官傳》四篇。《周官》文字古奧難懂?！皞鳌笔怯栣尩囊馑?，《周官傳》是為社會上讀者訓釋解讀而作?！吨芄賯鳌返膯柺?，可以證明《周官》在西漢已經(jīng)在公眾間流傳;即便讀者不多，也是走向公眾傳播的開端。到東漢，《周官》章句大盛，先后為它作注解的有鄭興、鄭眾、賈逵、馬融、鄭玄五位著名學者，其中鄭玄《周官禮注》是集大成之作。從此，《周官》便在我國社會上廣為流傳起來。由此可見，《周官》在“除挾書律”之后，逐漸完成了從先秦的秘藏不傳，到漢代公開流傳的歷史性轉變。

再以醫(yī)書為例。醫(yī)書，劉向校書時稱方技?！稘h書·藝文志》：“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边@是說，醫(yī)書源自醫(yī)官的職守。醫(yī)書本是官書，并無疑問。扁鵲是春秋后期的名醫(yī)，從他的經(jīng)歷看，醫(yī)書大概在春秋中后期就流人民間，但一直只在師徒間傳承。由于朦學大都是父傳子承，師徒就是父子，所以醫(yī)書主要在父子間傳承。扁鵲的醫(yī)術源自前代名醫(yī)長桑君。據(jù)《史記·扁鵲倉公列傳》，長桑君傳授扁鵲醫(yī)書時說：“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薄敖健敝刚滟F醫(yī)書。長桑君告誡扁鵲不要將“禁方”外傳，可知珍貴醫(yī)書在行業(yè)內(nèi)流傳有嚴格限制.。這種情況自扁鵲之后，到秦漢年間還存在。淳于意是漢初名醫(yī)，人稱太倉公，他的醫(yī)書來自兩位老師。一位老師是臨淄人公乘陽慶。陽慶將醫(yī)書傳給他時說：“慎無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绷硪晃焕蠋熓亲痛ㄈ斯珜O光。他將醫(yī)方傳給他時說：“是吾少年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淳予意回答說：“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佃“除挾書律”后，醫(yī)書的流通限制變得越來越寬松。首先，醫(yī)書的收藏不再限于醫(yī)家。長沙馬王堆漢墓中發(fā)現(xiàn)古醫(yī)書十一種，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發(fā)現(xiàn)醫(yī)書二種，這兩處漢墓的墓葬時間都不晚于西漢文帝年間，墓主人均非醫(yī)家。其次，珍貴醫(yī)書比較容易獲得了。西漢中后期的樓護，“齊人，父世醫(yī)也。護少隨父為醫(y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yī)經(jīng)、本草、方術數(shù)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薄搬t(yī)經(jīng)、本草、方術”都是珍貴醫(yī)書。樓護與淳予意，同為齊地人。秦漢年間的淳予意是一代名醫(yī)，然而他獲得“禁方”極為困難。西漢中后期的樓護生于普通醫(yī)家，卻擁有珍貴醫(yī)書數(shù)十萬言。由此可見，醫(yī)生獲得珍貴醫(yī)書變得越來越容易了。這是“除挾書律”后珍貴醫(yī)書在行業(yè)內(nèi)逐漸公開流通的結果。

“除挾書律”廢除了官書壟斷傳統(tǒng)，終止了千百年的官書時代，清除了書籍收藏特別是官書收藏中的政治性障礙。于是，像民間的竇氏、李氏可以放心將自己家中密藏的《周官》拿出來公諸于眾，像劉德等人可以公開搜求和收藏古今書籍，漢朝廷也因此可以在民間“大收篇籍”。先秦保存于巫史官員手中的官書，以及傳承于行業(yè)師徒間不得外傳的專業(yè)書籍，從此都可以公開流布，公開傳寫復制，紛紛被民間私家收藏?！俺龗稌伞闭嬲_啟了中國書籍面向公眾傳播的大門。

(二)書籍著作領域出現(xiàn)了面向公眾傳播的明確觀念。

西周時，書在官府。由于書籍不在公眾間傳播，社會上尚未產(chǎn)生公眾讀者，而作者撰寫作品只對君王負責，因此作者頭腦里也沒有公眾讀者的觀念。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子書得以在民間流傳，但流布范圍以師徒或學派為主，與真正面向公眾傳播還有區(qū)別?！俺龗稌伞焙螅瑫梢栽诠婇g流布傳播，公眾傳播與公眾讀者的觀念隨之逐漸建立起來。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中，出現(xiàn)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面向公眾的史書——《史記》。

先秦官書中數(shù)量最多的是史籍。由于古代史籍記錄了統(tǒng)治集團的諸多秘密，所謂“公卿諸侯至于列士，

善惡之跡，畢集史職～，因此秦以前執(zhí)政當局一直將史籍秘藏起來，不準私家復制，不準公開流布;閱讀史書在官府內(nèi)部也有嚴格的限定范圍。史籍的作者是史官，廚王室有史官，諸侯也有史官，他們撰史書是奉王命以盡職，并不以吸引公眾讀者為目的。因此，秦以前史官們的頭腦中根本不可能產(chǎn)生公眾讀者的觀念。春秋戰(zhàn)國時期，只有孔子所撰《春秋》與《左傳》因為已成為私學教材，可以在儒家?guī)熗絾杺鞒??！睹献印氛f：“《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既作《春秋》，自己為什么覺得有罪呢?章太炎這樣解釋：“周史秘藏，孔子窺之，麗泄之于外，故有罪焉爾。向來國史實錄，秘不示人?！眽蛉缬圯V稱“《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卻將史事“泄之于外”，這在官書時代等于泄露國家機密，所以孔子自稱有罪。官書壟斷對史書傳播的影響，不僅僅表現(xiàn)于不準公開流布，還表現(xiàn)在作者心理上無法形成面向公眾傳播的觀念。

然而，“除挾書律”之后，西漢史官司馬遷卻寫出了第一部以社會公眾為讀者的史書——《史記》。司馬遷是漢武帝時太史令，其祖先是周王室的史官，世奉史職。因此，司馬遷對史書“秘不示人”的傳統(tǒng)定是知之甚詳。但是，他在《報任安書》中卻明確表示要將《史記》傳于世人：“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chuàng)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司馬遷的愿望就是要將《史記》“傳之其人”，公開面世?！秷笕伟矔穼懹凇妒酚洝肺赐瓿汕?，可見，司馬遷在寫作過程之中就已抱定了要將之公開的念頭，并且十分堅定：“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再一次表達了這一愿望：“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世圣人君子?！睙o論是“傳之其人”還是“俟后世圣人君子”，都表示他堅信后世會有人看到這部書，并成為他的知音。司馬遷在世肘《史記》沒能公之于世，但他死后不久，他的外甥楊惲就實現(xiàn)了他的愿望?！稘h書·司馬遷傳》：“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薄妒酚洝芳s完稿于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公諸于世是在漢宣帝初年，距完禱約數(shù)十年。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中兩次鄭重強調(diào)要將《史記》公諸于世，甚至表示“雖萬被戮，豈有悔哉!”聯(lián)系先秦史書“秘不示人”的傳統(tǒng)，聯(lián)系孔子作《春秋》而自覺有罪的事例，我們就會明白司馬遷的背后實際上存在著一項延續(xù)了近千年的古老傳統(tǒng)，要違反這個傳統(tǒng)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但司馬遷依然去做了，為什么呢?因為他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已經(jīng)改變了。司馬遷寫《史記》是在漢武帝年間，上距“除挾書律”已一百來年。“除挾書律”早已為私家藏書全面解禁，古今書籍可以自由流通，政府隨之又大收篇籍，民間秘藏的篇籍紛紛公開問世，甚至像秘而不傳的《周官》都可以公開傳布了。司馬遷正是西漢“除挾書律”與中國書籍面向公眾時代的開啟

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中寫作的，他決心將《史記》公諸于眾，明確表示將社會公眾作為了讀者對象。這一觀念的變化，只有在整個社會都比較廣泛地擁有公眾傳播意識時才會出現(xiàn)。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除挾書律”不僅為作者將自己著作公諸于世掃清了障礙，更將中國書籍引瓜了公眾傳播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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