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界2006年的最大發(fā)現(xiàn)，終于隨著引人爭議的拆遷開發(fā)工程而誕生。在建設(shè)過程中發(fā)掘的一宋代古墓，日前出土了包括秦檜親筆遺囑在內(nèi)的一批重要文物。該份被專家初步認定為秦檜“政治遺囑”的文物，書寫在一塊長達2.2米、寬約50公分的綢緞上，據(jù)消息人士透露，初步鑒定秦檜該份遺囑作于高宗紹興十四年(1145年)，時年55歲(秦檜生于哲宗元佑五年，1090年)，即其死前(1155年)十年，岳飛含冤被殺(紹興十一年臘月，1142年1月)后三年。

秦檜在該份遺囑中，首先告誡子孫遠離政治，自己深知將“獲譴汗青”，“蒙羞萬年”，叮囑子孫在他死后萬莫貪戀祿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風暴來臨后為他爭辯，“庶幾可得茍全性命”，并對幾個已身據(jù)高位的族人詳細指示了退出政壇的方略。專家正是據(jù)此認定此書信為家族內(nèi)的政治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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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檜《遺表》曰：“”死生夜旦之常，難逃大數(shù)命義。臣子之戒，敢竭愚衷。屬馀息之將辭。戀清時而何及?伏念臣早緣末學，奮自書生。當見危致命之秋，守策名委質(zhì)之分。畫疆之遣，元樞飛掩。報之符存趙之陳，具寮奉懲斷之指。倉皇皇奔走從君，衣冠不變于中華，覲會自依于常度。雖歷九死其未悔，猶冀一言而可興。草徽廟之二策，身居營窟，心在周行。洎浮海以言旋，舉同朝而趣異。下石而擠者紛至，奉身而退者累年。荷上圣之深知，排群疑而復用。延登右揆，峻陟維垣。專秉任于鈞衡，奉疇咨于帷幄。入而告后，玉音常許。其無心出則稱君，輿論共推于得體。上遵成算，復建中興，惟聰明睿智之絕倫，因古昔帝王之未有。挺身死難，救民于仗節(jié)之初;修睦休兵;尋盟于奏峨眉山之后。是謂樂天，以保天下繼代，以率功名居然。甯親以甯神，盈城而盈野。德之厚也，臣何力焉?臣感陛下推心委用之誠，進期畢命;睹陛下求治焦勞之切，退欲忘身。但知方疾以盡公，不敢辭難而避事。仰勤宸注，親屈帝尊訓詞矜惻于孱軀，天步邁臨于寢室。戴恩慈之俯逮，徒感咽以何言。顧愚臣知遇之若斯，雖舉族捐糜而曷報。而臣上負乾坤之造，莫知藥石之功，病在膏盲，命垂晷刻。闕廷注想，難瞻穆穆之光;黽鼎妥安，尚抱拳拳之恨。念吁天而靡逮，忍將死以猶言。文雖不倫，義或有取。伏望皇帝陛下，惟新盛德，謹保清躬，萬壽無疆。行奉東朝之養(yǎng)五兵，不試永居北極之尊。益堅鄰國之歡盟，深思社稷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覦。以治亂為著黽，以賢才為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從，緩刑乃得眾之方，訓本乃富民之術(shù)。雖淵衷之素定，在愚慮之實深。凡此數(shù)端，愿留圣念臣形留神往，淚盡辭窮。憂國有心，敢忘城噸之策;報君無路，尚懷結(jié)草之忠。”

據(jù)已經(jīng)詳細閱讀該份文物的一位匿名專家介紹，秦檜在該份遺囑中表明自己堅信對金議和是當時的“國情”下保全家國的唯一出路，也曾經(jīng)和岳飛直接探討過此問題，但岳飛表示“要為不可為之事”。而宋高宗其實并不反對北伐作戰(zhàn)，因為戰(zhàn)爭在很大程度上令他“為江北百姓所夙夜仰望”，顯然皇帝很陶醉這種救世主的感覺。

高宗也是有戰(zhàn)略眼光的，在位幾十年，同金國一直是打打停停，邊打邊談判，邊備戰(zhàn)。高宗還非常善于聽取臣子的意見，自己又非常有主見，到他駕崩的時候，南宋絕對是個強國，經(jīng)濟和軍事方面已經(jīng)遠遠超越了金國，說他是除宋太祖趙匡胤以外大宋第二明君也不為過。但高宗為什么卻在關(guān)鍵時候阻止岳飛收復失地呢?而且宋太祖曾立下“誓碑”，規(guī)定“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子孫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因此有宋一朝，所有皇帝對大臣均十分寬待，而殺像岳飛這樣一位有赫赫戰(zhàn)功的功臣，在宋朝更是絕無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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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究竟為什么要這樣做呢? 因為岳飛在規(guī)復舊河山之外，經(jīng)常公開宣揚要“迎還二帝”，而金國也不斷在戰(zhàn)爭失利時派密使威脅高宗要“送還汝兄”，并不斷暗示囚在五國城的宋欽宗與岳飛有秘密來往，令高宗疑竇叢生，甚至到了“寢食不思”地步。高宗12道金牌召回征途中的岳飛，就是因為金使送來了岳飛與欽宗聯(lián)絡(luò)的“確切證據(jù)”，欽宗甚至揚言返國復辟后將清洗“老九”(高宗為徽宗第九子)的人馬，高宗因此需要和岳飛對證確認。據(jù)了解，秦檜在遺囑中說，高宗與岳飛的晤談一概秘密進行，他也不能與聞。但事后高宗告訴他，岳飛一再表態(tài)自己只想規(guī)復北方迎還二帝，私心最多就是成就功名，待成功后愿意效仿石守信等解甲歸田。至于帝位歸屬，岳飛表示那是“皇家手足間事”，沒有旗幟鮮明地表態(tài)。

秦檜在遺囑中對岳飛的戰(zhàn)功給予很高評價，認為岳飛的善戰(zhàn)為其議和提供相當大的便利空間，以打促談效果很好。但岳飛有功名心，性格也比較耿直，與人不好相處，容易招疑招忌，好多次甚至與皇帝言語不合而撂挑子走人，與皇帝結(jié)了深怨。岳飛不大考慮高宗本人的利益，不僅和被囚敵國的欽宗有謠傳中的來往，還多次當面勸高宗立嗣，高宗本人因有隱疾(據(jù)后世醫(yī)學推斷是陽痿)而無子嗣，因此十分懷疑岳飛擁兵欲立擁立之功，犯了人臣的大忌，違背了祖宗傳下的抑武揚文的宗旨，估計也是因此引發(fā)高宗殺機，不惜破除“有宋以來不殺大臣”的祖訓。

秦檜表示，他已竭盡全力至少保全岳云和張憲，但高宗指示全殺，他亦無奈。同僚們在岳飛被殺后不敢質(zhì)問皇帝，都來質(zhì)問秦檜，秦檜也不敢和不便說皇帝的意思，只好說“莫須有”含糊應對。

據(jù)透露，秦檜在遺囑中激烈指責中國知識分子(士大夫)空言誤國，“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國而好言國事”，以為慷慨激昂就能救國救民，更以為說過就等于做過了。自己不挑擔子，還好以大帽子壓人，政府只要提出一韜光養(yǎng)晦，就會被指賣國;只要一與金國議和，就會被指媚外，而戰(zhàn)爭需要大量積累，需要“暫息兵戈勤稼穡”與民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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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檜說自己不得不以強勢壓下這種言論，斷了不少空談者的仕途和財路，但“開罪言路罪在身后”，國事艱難又難免掛一漏萬，身后的名聲是不可指望的。有意思的是，秦檜說岳飛對知識分子的空言比他還反感，并認為岳飛本人究竟并非讀書人出身，更注重實戰(zhàn)成效。

秦檜在遺囑中辯解說，帝位一旦有紛爭，內(nèi)戰(zhàn)必起，國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無恙，但畢竟皇帝已經(jīng)對擁兵大將起了猜忌，此隙一開絕難彌合，即使岳飛本人無所謂，但手下驕兵悍將也難保萬一。至于自己事后為皇帝分謗，從公議而言，高據(jù)相位責無旁貸，為江山社稷只好犧牲自己的令名;從私情來說，高宗于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保仓荒転橹赫咚?。

所以，教誨子孫，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貴，而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將被清算，“民忿欲泄終需泄”。他感慨，“生逢亂世家國顛沛”，總想做點經(jīng)世濟國的實事，但“為實事者均不見容于當下”，岳飛難以見容于皇帝，而他必將更難以見容于言官史冊，后世只有那些維持亂世危局的當局者才能體會他的苦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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