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七年(1627年)思宗朱由檢登位以后，嘉興貢生錢嘉征彈劾魏忠賢十大罪狀：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無圣;七濫爵;八掩邊功;九傷民財;十通關(guān)節(jié)。思宗下令清查“閹黨逆案”。

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謀六人，交結(jié)近侍十九人，交結(jié)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軍犯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十五人，交結(jié)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頌四十四人，共計二百五十八人，再加上漏網(wǎng)之魚五十七人，共計三百一十五人。

死前被公布罪狀、發(fā)配鳳陽，死后被碎尸萬段、懸首示眾，崇禎上臺后對魏忠賢的這一系列處置，在給當時的黑暗政壇帶來些許新鮮空氣的同時，也讓他贏得了圣明之君的歡呼頌揚。

然而，17年后，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禎卻下密旨收葬魏忠賢的遺骸，墓址就選在了魏忠賢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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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訝的是，崇禎在李自成大兵壓境的危急時刻，不把全部心思放在調(diào)兵遣將上，居然還有閑心做一件與御敵守城毫不相干的事情;而崇禎在國破人亡的慌亂絕望中，為什么會突然改變自己打倒和否定魏忠賢的初衷，重新審視魏忠賢的價值和功績，并出人意料地為其收集骸骨、修墳立碑。

明熹宗臨死前曾專門叮囑崇禎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朱由校在生命最后時刻對魏忠賢給予如此高的評價，固然摻雜著個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認識到了魏忠賢在處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決，尤其是在維護大局、知人善任、賞罰分明的關(guān)鍵問題上，在事關(guān)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場上，所表現(xiàn)出來的深明大義和遠見卓識。

平心而論，魏忠賢為鞏固個人權(quán)勢，未免有黨同伐異、殘忍歹毒的罪惡一面，但從他曾經(jīng)力排眾議、大膽起用遼陽戰(zhàn)敗后遭受讒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斷罷免寧錦一戰(zhàn)中畏縮不出的袁崇煥，拋開私怨、違心推薦趙南星、孫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還是心系國家、講求原則的。

魏忠賢主政期間，國內(nèi)形勢良好，遼東局勢平穩(wěn)，這層能力、這種魄力、這份功績，還是應該被認同和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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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即位的時候，海內(nèi)難民揭竿四起、關(guān)外清兵虎視眈眈，在這種內(nèi)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魏忠賢這樣富有處理軍國大事經(jīng)驗和把握動蕩時局能力的“能人”來獨當一面，雖然無法扭轉(zhuǎn)國勢日衰、積重難返的敗亡趨勢，但也不至于在短時間內(nèi)坍塌崩潰。

但崇禎為了整飭內(nèi)政和平息民憤，更是為了報仇雪恨和獨掌大權(quán)，借著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勢徹底肅清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

能夠不動聲色地一舉鏟除魏忠賢，一直是崇禎自我標榜的人生得意之作。

然而，正是由于過分欣賞自己的才干，過度迷信自己的能力，卻讓他從自信變得自負，最后變得剛愎自用。

魏忠賢死后，崇禎起用了倡導儒家思想的東林黨人，但在國內(nèi)動蕩、邊關(guān)危急的存亡之際，那些擅長空談、治國乏術(shù)的文人儒將能有什么作為楊鶴對民風剽悍的起義軍實行“招安”，袁崇煥與狼子野心的皇太極私下“和談”，無不表現(xiàn)出東林黨人的庸俗、懦弱、酸腐和無能。

盡管崇禎志向遠大、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事必親躬，但他既無治國之謀，又無任人之術(shù)，加上他嚴苛、猜忌、多疑，對大臣動輒怒斥、問罪、砍頭、凌遲，其殘忍和冷酷與魏忠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禎還頻繁地調(diào)整官吏，17年間他竟然換了17個刑部尚書和50個內(nèi)閣大學士。

這種讓人噤若寒蟬、如履薄冰的高壓態(tài)勢，造成國家人才匱乏，有心報國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請纓效命。無奈之下，崇禎只好培植私人勢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無能的太監(jiān)，最終導致“十萬太監(jiān)亡大明”的歷史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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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殺殉國前的第五天，崇禎在大勢已去、大廈將傾的絕望中，在聽到太監(jiān)曹化淳說的那句“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的話之后，終于領(lǐng)會到天啟皇帝臨終前，強調(diào)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深意所在。幡然醒悟的同時，無力回天的崇禎在精神上徹底崩潰了。

收葬魏忠賢遺骸，既是他對魏忠賢價值和功績的重新肯定，也是對自己17年執(zhí)政生涯的全盤否定。

康熙四十年，魏忠賢墓被康熙皇帝下令夷平，這是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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