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以前，科場舞弊最多是革職、流放，所以趙翼感嘆道：“納賄舞弊，僅至竄謫，科場之例，亦太弛縱矣!”從清代開始刑罰更重了，清朝首開“科場作弊者死”的先例，自此以后作弊的人少了，因為刑罰太重了，沒人敢冒這個險了。

《清史稿》對清代重罰科場作弊者做出了正面評價“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風氣也”。整個清代將近三百年的時間，只發(fā)生了三次舞弊案：順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場案、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場案以及咸豐八年的戊午科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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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們來回顧一下這三起科場案的經過：

順治十四年(1657年)，順天府考場發(fā)生大型科場弊案，主考官李振鄴、張我樸等人因公開受賄，考生考完以后，怨聲載道，集體到文廟去哭廟，同時也希望引起皇帝的注意。清政府經過調查發(fā)現考生所訴屬實，下令將李振鄴、張我樸、蔡元禧、陸貽吉、項紹芳、田耜、鄔作霖等七人斬立決，家產籍沒，有一百零八人流徙寧古塔。

順天鄉(xiāng)試舞弊案后不久又發(fā)生了江南科場舞弊案，江南主考官方猷，因“方姓”聯宗之故，竟取少詹事方拱乾之子方章鉞為舉人，順治帝聽聞以后大怒，下令重新考試，試題為《贏臺賦》。為防止舞弊，考場警衛(wèi)森嚴，直接把刑具擺在考場，以致考生震懼失措，提筆寫字瑟瑟發(fā)抖，當時有一位考生吳兆騫“戰(zhàn)栗不能握筆”，擲筆而嘆︰“焉有吳兆騫而以一舉人行賄者乎!”

此案的主考官方猷、錢開宗等十七名考官全部處死。舉人方章鉞等八人，責打四十大板，家產籍沒。吳兆騫因為考場上嚇得發(fā)抖，不能寫字，雖然沒有查出舞弊情形，但因為不能完卷，也被革去功名，流徙寧古塔。

康熙五十年發(fā)生江南鄉(xiāng)試科場案，當時主政江南的是兩江總督噶禮，這年江南鄉(xiāng)試，九月發(fā)榜，中舉者除十三人來自蘇州以外，其余多為揚州鹽商子弟。其中句容縣王曰俞所薦之吳泌、山陽縣知縣所薦之程光奎皆文理不通，于是考試群情激奮，將財神像抬入府學，諷刺江南貢院不是考場而是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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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聽聞此案，下令嚴辦，經過一年多的審訊，審出副主考趙晉與同考官王曰俞、方名私受賄賂，故意讓吳泌、程光奎考中。趙晉、王曰俞、方名被處斬立決;吳泌、程光奎等均處絞監(jiān)候;主考左必蕃失職，被罷免。同時兩江總督噶禮也被革職，江蘇巡撫張伯行革職留任處理。清朝的兩江總督管理江蘇、安徽、江西三省，江蘇巡撫就是江蘇省的最高行政長官，此案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均受到處分。

咸豐八年，順天府鄉(xiāng)試，考生羅鴻禩賄賂主考官柏葰的家人靳祥，企圖借此考中舉人，最后事情被揭發(fā)，咸豐皇帝為了慎重起見，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決定再給考生羅鴻禩一次機會，讓他到南書房重考一場，并遣肅順監(jiān)考，羅鴻禩交出了一份粗劣的考卷，于是本案被欽定為“通關節(jié)”(所謂通關節(jié)，就是用錢買通有關部門的官員，為自己服務)。

另外此案還發(fā)現了一個案中案，這次科考有一名中舉者為滿人平齡，他是個京劇演員，按清律，戲子是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的，怎么能中舉?所以輿論嘩然，后來查實平齡的考卷被人涂改、調換過，還寫了許多錯別字，這些錯別字一樣被人修改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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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賄的靳祥知道東窗事發(fā)后，畏罪自殺，而主考官柏葰按律當斬，咸豐帝念及過去對柏葰十分倚重，有意從輕發(fā)落，然而禮部尚書肅順力爭不可，認為科舉是國家選拔人才的制度，應該嚴格執(zhí)法、明正典刑，朝廷大臣亦無人愿意說情，柏葰、浦安、羅鴻禩等人一同被判死刑，于次年被斬于菜市口。

大家注意，柏葰可不是僅僅擔任主考官，他是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咸豐六年(1856年)，以翰林院掌院學士奉旨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八年，拜文淵閣大學士。是清朝名副其實的中堂大人，也就是宰相。所以說柏葰是史上死于科場案職位最高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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