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時代的皇家先帝、先后御容均置于神御殿(曾稱影堂)內，神御殿基本在大都(今北京)的藏傳佛教寺院中，每位先帝與其配偶的神御殿各有其名，分別設在不同的寺院里，但也有個別的神御殿設在外地，如從世祖時代起，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玉華宮孝思殿中祭供的睿宗帝后御容川。在中央官署也會出現(xiàn)先帝御容，如世祖時代翰林院的太祖、太宗、睿宗御容。

元代是肖像畫成為獨立分科的標志時期。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元代帝后像冊》中可以看到元代帝王肖像畫的基本面貌?！对酆笙駜浴吠瑯訛槟涎钆f藏，均為絹本設色，各縱59.4厘米、橫47厘米，分別精繪了元太祖、太宗、世祖及后、成宗、順宗后、武宗及三幅后像、仁宗及后、英宗及二幅后像、明宗后、文宗、寧宗及后和某后納罕及三幅佚名后像。這些半身像無論形貌抑或服飾都描繪得十分真實可信，極少奇異之像或美化之跡，其身形體質完全符合游牧民族的特征，衣冠發(fā)式也都與元代典籍一一貼合，可見這些帝后像均為非常寫實的作品，是研究元代民俗學及服飾史方面的珍貴原始圖像根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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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帝后像》冊的作者同樣不可考，史載李肖巖曾經負責元代皇帝的“御容”。元人張養(yǎng)性在《贈李秘監(jiān)》 中有一句“至志間曾畫御容”，李秘監(jiān)就是李肖巖。陳高華在《元代畫家史料匯編》 中認為，元代皇帝、皇后御容像有很多可能出自李肖巖之手。而據(jù)書畫鑒賞家徐啟雄考證，忽必烈及皇后察必的肖像畫作者應是被史家稱為“真神筆”的大畫家劉貫道。

元初畫家中，劉貫道的技藝是被當時人認為最高超的，人們評他“集諸家之長，故尤高出時輩”，史載，他在“至元十六年(1279)寫太子真金像稱旨，補御衣局使”?！坝戮质埂敝鞴芑适曳b設計、采購、制作和管理。而皇后察必畫像的服飾個性特征異常突出。她的頭冠稱“罟罟冠”(又稱姑姑冠)，是蒙古大汗皇后所戴用的冠，用金銀飾裝飾，并插以小珠花朵。既作為宮廷畫家，又主管皇室服裝的劉貫道，正是最合適作此畫像的人。

徐啟雄認為，之所以最終確認此畫作者，還有最重要的證據(jù)，劉貫道的工筆畫《元世祖出獵圖》中的忽必烈、察必所穿服飾和人物造型特征十分相符，繪畫風格也非常一致，應出自一人之手。若這幅畫像出自劉貫道之手，忽必烈的形象與實際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出入。

劉貫道繪帝王畫像，是在帝王生前。也有在死后繪制的記載，如至順二年(1331)三月，繪病夭的阿忒納答剌像等。著名學者史樹青在一次采訪中說，畫家在繪畫時，有時“死人躺在那兒，畫工在死人對臉畫，有時候還要騎在死人身上，這也算是個風俗”。

同樣，該像冊的繪制年代目前在學術界也有爭議。尚剛根據(jù)畫上人物判斷，“因冊中最后一幅為文宗之子雅克特古思，應繪制在順帝復仇之前不久”。而以余輝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元代后妃太子像》冊“以其工筆功力而言，不及元人;從民族心理的角度看，不太可能是明廷畫家的復制品。但絹質乃明朝之物，為清初宮廷畫家所用。該冊的摹寫技巧統(tǒng)一，似出于一人之手，其題簽連同《元代帝后像》冊的題簽亦均由一人所書，書體極似清代的館閣體”。

遺憾的是，《元代帝后像》沒有元順帝的畫像，我們也無法了解其是否為“太醫(yī)臉”，也為其身世留下了千古之謎。

最真實的成吉思汗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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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元代帝后像冊》里的成吉思汗畫像外，國家博物館也有一張成吉思汗的畫像。這幅畫像是史樹青1953年從民間用幾塊錢征集到的，他發(fā)現(xiàn)這幅畫中人物的服飾與《元史·輿服志》中的記載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畫作。據(jù)介紹，向史樹青提供畫像是他的小學同學崔月榮，崔月榮回憶，這幅畫是她公爹陳宧任參謀部次長期間，民國初年(大約1912年)到蒙古地區(qū)視察時一位蒙古王爺親自贈給的?！蛾悓h傳》記載，陳宧當參謀次長期間與貢桑諾爾布王爺(俗稱貢王)來往密切，與其他蒙古王爺并未發(fā)生過關系。由此可以推斷，贈送陳宧這幅成吉思汗畫像的就是貢王本人。

1962年初，啟功等著名專家對該畫像鑒定后也認為：“從紙地、墨色、人物形象、題鑒文字和用筆等方面考察后，一致斷定這是一幅元人的作品?！边@幅畫像是“世界上最早的、最真實的，是國家一級文物。而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成吉思汗畫像，其形象和服飾，與北京國家博物館的畫像基本相同，但時代要晚一些”。

成吉思汗在世時不允許為他作傳記，不允許為他作畫，不允許把他的名字刻在任何物體上，更不允許死了之后為他建陵墓(即留下了四不遺言)。據(jù)《元史·祭祀志》所載，至元三年(1266)，已奉為皇帝的忽必烈興建太祖廟，供奉先祖、先帝和已故至親的神位?！爸猎迥?1278)十一月，命承旨和禮霍孫畫太祖御容”，是年太祖成吉思汗的畫像，正是由和禮霍孫繪制出來的。和禮霍孫雖然沒有見過成吉思汗本人，但他在作畫時，得到了忽必烈的具體指點。他繪出的太祖、太宗、睿宗畫像，達到了形神兼?zhèn)涞囊?，經忽必烈欽定，被陳放于翰林院，由院官春秋祭祀。所以說，這幅畫不一定完全與成吉思汗本人一模一樣，但可以說，與本人真實面貌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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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有資格繪制御容的畫家都為一時之選。然而面對一朝天子的威懾力量，畫家也無法深入觀察和體悟對象的形貌和內心世界。明代王紱的《書畫傳習錄》就對此評論道：“寫真固難，而寫御容則尤難。何者?皇居壯麗，黻座尊嚴……又復凜天威于咫尺，不敢瞻視。稍縱而為之，上者斯時亦嚴乞正心，不假頻笑，畫者之己懾而氣己索矣。求其形似己足幸免于慶，何暇更計及神似耶?” 由于它的御用性質，總是力圖將統(tǒng)治者的意志、要求與愛好貫徹其中，因此功利色彩比較濃厚。因此，我們看到，今天可見到的帝王畫像大都流于概念化和程式化，很少有喜怒溢于言表的生動情態(tài)，多數(shù)呈正襟危坐、不茍言笑情狀，顯得矜持而肅穆。沒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和內心世界的體現(xiàn)，這也是由帝王這種階級身份的特殊性和獨有性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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