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后的明、清，僅從臺諫制度角度看，中國再也沒有恢復到唐宋的水平。明清雖都有臺諫制度，但在初年都有嚴酷的文字獄，不少士人因文獲罪，甚至喪命?！安粴⑹看蠓蚣吧蠒允氯恕钡娜兆釉僖矝]有了。

今天大凡一個中國人，尤其是漢族人，多少會背幾首唐詩宋詞，這往往是他或她在孩童時期在父母或老師的督促下背會的。而對其它時代的詩詞文學作品，如《詩經(jīng)》，《楚辭》，《漢賦》，《元曲》和明清小說等，卻鮮有這樣的背誦。我們很少想過，為什么是這樣?這也許是因為詩詞合轍押韻，朗朗上口，很容易引起孩子的興趣和朗讀的愿望。那又為什么是唐詩宋詞呢?因為它們譴詞優(yōu)美，造句雅致，意境幽遠，神情豪放。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什么是這兩個時期?唐宋時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使得使其詩詞別具風韻呢?

首先能想到的，是詩人、詞人的不同。不過當我們說這兩個詞的時候，要小心別產(chǎn)生誤解。因為在當今，詩人似乎是一種專業(yè)，他以作詩為主，也多少以詩謀生。而在唐宋時期，沒有專業(yè)的詩人，一個人作詩作詞，只是感情的舒發(fā);即使詩詞被傳唱，也不收版稅。吟詩作賦只是文人士大夫的一種生命表達。若說他們有什么職業(yè)或?qū)I(yè)，那就是作一個“士”或“君子”。所謂“士”，按今天的說法就是文化精英;在傳統(tǒng)中國的社會結構中發(fā)揮著關鍵性作用?？鬃诱f，“士志于道”，就是說，士的使命就是探究、施行和維護天道。所謂“天道”，就是自然萬物與人間社會的基本規(guī)則。

天道太高，理性有限的凡人怎能得知?一是借助“民意”，即所謂“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币皇强渴縼硖骄?，即所謂“仰觀天則，俯察人事”。而這樣做的，不僅是一個士，而是許多個士;不僅是一代人，而是世世代代。于是形成了文化傳統(tǒng)。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有猶太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中國有儒家。人間社會的治理，表面上看，有世俗政權。在人類歷史的絕大多數(shù)時間里，它們的創(chuàng)立只是因為掌握了暴力優(yōu)勢，奪得統(tǒng)治權也多是滿足“坐天下”的私念。而政府的正路應是提供公共物品，遵行天道。這時士的作用就體現(xiàn)出來了，他們進入政府，提出建議，糾正錯誤，目的就是將這個追求私利的政治集團引導到遵從天道的軌道上來。

然而世俗政權與士之間的合作并不確定。有時合作得很好;有時不能很好合作;有時根本不能合作。極而言之，政府“有道”的簡單標志就是能夠與士合作，合作的形式就是制度化地引進士，并保證他們發(fā)揮作用，反過來也就能夠保證政府的“有道”;政府“無道”的簡單標志就是不愿或不能與士合作，因而因缺乏士的匡正而“無道”。對于士來說，一般就有兩種對策，即孔子所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币馑际钦f，如果政府愿意聽取批評和建議，士就參政幫助他們;如果不愿意，士就退出。

提到“隱”，就會想到陶淵明，他是“無道則隱”的經(jīng)典。他曾五次出仕，不只是為了糊口謀生，還因心有不甘，不愿輕易斷定天下無道。當他最后一次失望時，就義無反顧回到田園，縱然窮困，也不再“見”。何以見得他此時已斷定“天下無道”?他在其“感士不遇賦”中感嘆屈原，賈誼，董仲舒，李廣，張釋之等之不遇，也就是在反過來譴責當權之無道;而最終是用來比喻當世的政治黑暗。魏晉篡權而又被篡，靠的是暴力和陰謀。怎會再相信天道，怎能聽得進道德勸誡?而一旦選擇歸隱，陶淵明就真正隱到底了;達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俯仰觀宇宙，不樂復何如”的境界。

不過，孔子雖說“無道則隱”，但對他自己卻說“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是說他寧愿顛沛流離到列國辛苦游說，也不愿生活在有道的安寧世界中。孟子也說過，“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边@說明儒家圣賢說“隱”只是針對一般情況，他們對自己都有更高的要求，即以自己的辛勞與生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拯救天下于無道。所謂“以身殉道”，可以是像屈原那樣投汨羅江，也可以像比干那樣直諫而死，還可以是荊軻刺秦王。實際上，在儒家的政治圖景中，可以幫助的政權是有道的，無道的政權則已經(jīng)失去了政治合法性，已沒有資格再作“君”了。既不是“君”，就可以通過革命推翻。所以孟子說，“只聞誅一獨夫紂，未聞弒君也?！?br />
雖然儒家認為革命是糾正偏離天道的最后手段，但也強調(diào)不應輕易發(fā)動?？鬃优u《武》樂“未盡善”;王陽明也曾說過，“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备锩吘挂餮?，代價太大。歷史地看，通過革命革除暴政的情形還屬少數(shù)，其作用只是警示，不可能作為經(jīng)常性的手段糾正世俗政權的錯誤?？梢韵胍姡窟M入政府，通過進諫匡正政治缺失，則是保證世俗政權不太遠離天道的主要形式。

不過由于有了革命，改朝換代就是糾正偏離天道錯誤的長期性制度安排。尤其是目睹前一朝代如何崩潰的新朝政治領導人，會深刻反思，總結經(jīng)驗，以避免重蹈覆轍。他們更擔心后代子孫不知“無道而失天命”的道理。周公曾說，“我擔心子孫后代，不能敬天理民，繼承先王光榮傳統(tǒng)，不知得天命之不易，也不能參透天道，從而失去政治合法性?！碧铺谝苍f過，“朕年十八，猶在民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或時有乖疏，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正是有這種政權變換的前例和欲保天命的長遠視野，使得新政權的創(chuàng)立者同時就是一個制度創(chuàng)立者。在這一制度中，核心內(nèi)容是糾正政治領導人偏離天道的錯誤;最重要的形式就是諫議監(jiān)察制度。

有文字記載的諫議制度創(chuàng)始于周，經(jīng)漢代形成制度框架，到唐宋則發(fā)展成熟。如上文所述，這不僅歸功于歷史傳統(tǒng)，也要歸功于朝代創(chuàng)始人。唐太宗深知，“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有唐一代，未有一個臺諫官員因言被誅(胡寶華，《唐代監(jiān)察制度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第217頁)。宋太祖則直接將“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秘密誓約”刻在石碑上，并警告子孫不得違背，否則必有天罰。這就是對士的參政和諫議制度的憲法式的保證。有了這樣一個基本原則，才能創(chuàng)造一個“有道則見”的環(huán)境，諫議制度才能發(fā)展成熟，也才能不是一個擺設，而發(fā)揮真正的功效;當然這一制度的創(chuàng)立者及其子孫后代也因此受益。

實現(xiàn)諫議功效的最重要的規(guī)則，就是保證士大夫和臺諫官員有最充分的發(fā)言權利。錢穆說，諫官就是監(jiān)察皇帝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lián)書店，2012，第82頁)。如果皇帝有錯不提出批評，那就是尸位素餐，應該辭職。對于宰相及百官，那更可以“風聞言事”，即可以對消息來源保密，或有失實也不受責罰。如果皇帝都可以批評，還有什么話不能說?如果嚴肅的政治批評受到鼓勵，作為文化副產(chǎn)品的詩詞又會有什么禁忌?

我們已經(jīng)知道，所謂的詩人詞人們其實就是活躍在唐宋政治舞臺中的士大夫，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都擔任過臺諫官員。如唐代的陳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張九齡，高適，

王維，張說，柳公權，崔道融，元稹，司空曙等(傅紹良，《唐代諫議制度與文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第108頁);宋代的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王安石等。作好詩的制度條件是，要排除任何外在威脅對內(nèi)心創(chuàng)造過程的干擾。顯然諫官和詩人這兩種身份之間存在著互動，而共享著同一文化精神。

這種文化精神起源于他們自幼受到的“以身殉道”的教育。一個最經(jīng)典的故事就是蘇軾幼時，母親教他讀《范滂傳》，讀到范滂受宦官迫害赴死，其母從容相送的情節(jié)時，蘇軾問母親，“我長大之后若作范滂這樣的人，您愿意不愿意?”母親回答說，“你若能作范滂，難道我就不能作范滂的母親嗎?”(轉(zhuǎn)引自林語堂，《蘇東坡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第26頁)既然生命的意義與天道聯(lián)系在一起，士的精神就超越了世俗的利益和權力，當然也就超越了最大的權力——世俗政權。在這時，雖然士在世俗層面要在君的面前以“臣”自稱，但在精神上卻是俯視著他。因為君生來就有著一個巨大的俗物——權力讓他們難以超脫。這種心態(tài)，黃宗羲總結得很是精辟：“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明夷待訪錄》)

“士志于道”的最直接表現(xiàn)就是進諫。尤其是擔任諫官之職而不進諫，反而感到惶恐。白居易“初授拾遺”一詩寫道：

……

天子方從諫，朝廷無忌諱。豈不思匪躬，適遇時無事。

受命已旬月，飽食隨班次。諫紙忽盈箱，對之終自愧。

當他最初擔任低級諫官還不到一個月時，并沒有鉗制輿論的惡劣環(huán)境，只因還未出現(xiàn)值得批評的事情，就對自己沒有盡責感到羞愧。

范仲淹認為宋仁宗想率群臣向太后祝壽是公私不分，上書反對，并建議皇帝可率皇族在內(nèi)廷“行家人之禮”;他的舉薦人宴殊嫌他惹禍。范仲淹于是致信宴殊說，自己“信圣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于君，下誠于民”，對皇帝過失就應“有犯無隱，有諫無訕”;如果您“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又何必推舉我呢?(轉(zhuǎn)引自李涵等，《范仲淹傳》，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29頁)

士大夫們很清楚，進諫就是行道。歐陽修對范仲淹很是欽佩，在《上范司諫書》中說，

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這不僅是歐陽修與范仲淹之間的互相砥勵，而且道出諫議制度的基本目的，也描繪出它的行為方式。所以士大夫們有著維護這一制度的高度自覺。面對王安石對臺諫官員的打壓，蘇東坡在《議學校貢舉狀》中說，“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圣人過防之至計;…… 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用世俗政治懂得的話來說，“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庭綱紀，孰大于此?”(轉(zhuǎn)引自林語堂，2000，第118~119頁)既然沒有比這更重要的，這種通過進諫對皇帝的直接制衡，就是基礎性的憲政原則。保證它的存在，就是保證所有派生制度與政策能夠及時地糾正錯誤，也才能保證凡人做出決策大致能遵行天道。

據(jù)胡寶華統(tǒng)計，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歷史中，約有171起向皇帝的進諫事件，“除去3次結果不明以外，其余未能納諫者54次，納諫者114次，進諫成功率為68%?！?2005，第215頁)據(jù)宋靖統(tǒng)計，北宋自仁宗朝至欽宗朝止，“封還詞頭共25 例，其中成功事例15例, 未被采納者7例，不可考者3例。中書舍人通過封還詞頭的方式直接改變決策的事例占 60 %?！?“封還詞頭與北宋的封駁制度”，《史學月刊》，2007年第11期。)所謂“封還詞頭”，就是負責給皇帝起草詔書的中書舍人可因認為詔書內(nèi)容有問題而駁回，這是一種直接諫止皇帝錯誤決策的手段。過了這一關，還有門下省，更是審查皇帝詔書的正式機構，發(fā)現(xiàn)問題駁回被稱為“封駁”。

因而，唐宋朝庭發(fā)出的詔令，才可能既不是一個人的一時意氣，也不是一個人的偏私之舉，才更接近公正與有效。因而才會有盛唐，才會有富過盛唐的宋代。據(jù)吳慧估計，唐代一個農(nóng)業(yè)勞動力年產(chǎn)糧食約4524斤(《中國歷代農(nóng)業(yè)畝產(chǎn)研究》，農(nóng)業(yè)出版社，1985，195頁)，比較一下，1949年到1978年之間，這一指標從來沒有突破過2000斤。據(jù)麥迪森估計，唐代的人均GDP已達450美元(1990年美元)，宋代則達600美元(《中國經(jīng)濟的長期表現(xiàn)》，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9頁);比較一下，1978年則只有381元人民幣。至于商業(yè)發(fā)達、都市繁華，有《清明上河圖》，《東京夢華錄》為證，這里就不多說了。

正是通過進諫匡君而使道行，百姓安康，社會繁榮，士就有最大的成就感。他們也就會認為，雖然世俗政治角度看，天下由一家一姓統(tǒng)治;但從天道的角度看，天下是士大夫的。所以他們關懷天下，就是關懷自己的天下，天下人的天下。有了這樣的視野，才會有天下豪情。甚至不管有道無道，這天下都是需要擔憂的;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所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天下是他們的視野，“君”和“民”都在天下之下，天下之中。

有天下情懷，思緒和想象才能在天地間自由馳騁，才會有風流千古的詩篇，“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以天下為己任，才會有張揚而豪邁的人格，“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關懷天下，就是關懷天下蒼生，視民如傷，才會有杜甫不朽的“三吏三別”，才會有白居易的“賣炭翁”和“新豐折臂翁”，才會有“安得廣廈造千萬間，大蔽天下寒士盡歡顏”的偉大關照;以進諫為行道，才會痛責諂媚之風，才會有白居易之《采詩官》：

……

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艷詞悅君意。

若求興諭規(guī)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

不是章句無規(guī)刺，漸及朝廷絕諷議。

諍臣杜口為冗員，諫鼓高懸作虛器。

……

當然，士大夫們也絕沒有認為自己就是完人，能夠完全參透天道。蘇東坡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敝栽O立臺諫，是因為“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nèi)重之蔽也?！蓖ㄟ^這種內(nèi)在制衡制度，將錯誤消滅在萌芽之中，以避免“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轉(zhuǎn)引自林語堂，2000，第118~119頁)既然臺諫也是凡人，他們與皇帝、宰相和百官的互動中，就不會百戰(zhàn)百勝。況且他們自己也可能犯錯誤，遭到彈劾。因而，遭受挫折雖不是他們所樂見，也在意料之中。甚至明知如此，也不會回避自己的責任。如韓愈明知諫止過度事佛會觸怒唐憲宗，卻仍堅持上《諫迎佛骨表》，結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貶謫是士人們經(jīng)常碰到的事情，他們雖然留戀京城，但到了貶謫之地，卻經(jīng)常融入當?shù)厣鐣?，關心民眾，了解下情，交結名士，創(chuàng)辦書院，興利除弊。如在潮州，韓愈幫助當?shù)匕傩諟绯{魚，用自己的薪俸支持學校，而到了袁州則解放了七百多奴婢。而蘇東坡在被貶謫黃州時，發(fā)現(xiàn)當?shù)赜袣霅核?，則立刻上書鄂州太守，要求制裁殺嬰者;并成立了救兒會，向富人募捐，自己也每年出十緡錢，以救貧窮之家的嬰孩(林語堂，2000，第211~213頁)。至于與當?shù)匕傩盏年P系，我在儋州東坡書院看到一幅“坡仙笠屐圖”，畫中蘇東坡頭戴斗笠，腳登木屐，一副本地農(nóng)人打扮，惹得婦孺皆笑，圖中題稱“瀟灑出塵之致”。



貶謫也使士人們經(jīng)歷了一次宦海浮沉，讓他們反省自身，思想激蕩，超越時空，精神升華;也同時激發(fā)他們詩詞靈感。如果沒有被貶謫于江州，我們怎么能擁有“江州司馬”的《琵琶行》，讓我們領略文字描繪的動聽樂曲，還更有“無聲勝有聲”的境界?如果沒有被貶謫黃州，我們怎能擁有蘇軾之“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的《赤壁懷古》?他雖認錯地點，這首詞仍不失磅礴氣勢，超越意境：“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如果士人們注定要為直諫行道付出代價，也許被貶謫是一種最好的形式。它并沒有剝奪士人的公職，而只是讓他們到更偏遠荒蠻的地方去履職。它既是對士人們的考驗和磨練，也是對他們視野的擴展，更是邊遠郡縣的幸運，還是遼闊疆土的某種治理方式。我們所熟知的這些著名詩人、詞人幾乎都有被貶謫的紀錄。反過來說，這正是他們的光榮。如果他們沒有這一閱歷，就說明他們不曾發(fā)出擊中要害的諫言，也不曾有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也就沒有為維護天道付出自己應有的努力。

所以當范仲淹第一次被外貶時，親朋們稱贊“此行極光”;第二次被外貶，同僚們稱贊他“此行愈光”，第三次則被稱贊為“此行尤光!”(李涵等，《范仲淹傳》，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60頁)。“光”即光榮。蘇軾從儋州北返途中游金山寺，看到一幅自身以前的畫像，便題畫云：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

用三個流放地作為他一生功業(yè)的標志，不正說明蘇軾自認為的一生價值所在嗎?這里既包括犯顏直諫所起的作用，也包括在邊遠郡縣利民生、興文化的舉措，還包括政治生涯波蕩起伏對他的心路歷程的影響，精神升華的推動。

既能“以身殉道”，就會無畏和勇敢。孔子說，“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士人的勇敢不僅體現(xiàn)在直言極諫上，也體現(xiàn)在危難時和戰(zhàn)場上。韓愈只身前去宣慰藩鎮(zhèn)首領王庭湊，唐穆宗擔心他遭殺害，告誡他不要“馳詔徑入”，但韓愈卻認為“止，君之仁;死，臣之義”，“日馳三百自嫌遲”，最后完成使命(李道英，《韓愈》，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第24~25頁)。北宋時范仲淹經(jīng)略西北，民謠頌之“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最后迫使西夏元昊稱臣請和(李涵等，1991，第93~110頁)。

可以想見，勇敢與無畏可以增加詩詞中之豪氣。南宋時岳飛身為軍事將領，為后人留下一首“仰天長嘯，壯懷激烈”的《滿江紅》;辛棄疾青年時在金起義，以數(shù)十人攻上萬人之軍營擒叛徒;他在《京口北固亭懷古》中回憶道，“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還是在北固山上，陳亮向北?望，遙想謝安，“正好長驅(qū)，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強對!”陸游到陜西南部籌劃北伐，登高興亭北望終南山，“悲歌擊筑，憑高酹酒”，想象著長安“灞橋煙柳，曲江池館，應待人來。”

當然，由于各種原因，由于文明的悖論，南宋終被蒙古所滅。文天祥率兵抗元，兵敗后被俘，至死不降。他的《過零丁洋》氣貫長虹，留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讓人讀之每每感奮不已。而最后崖山之戰(zhàn)，宋軍戰(zhàn)敗，陸秀夫背宋幼帝投海殉國。據(jù)說當時有十萬軍民隨之投海。他們非為宋朝殉身，而是為了一種讓人景仰和懷念的文化陪葬。這是一種能產(chǎn)生宋詞的文化。而元朝的統(tǒng)治，除了任意侵犯漢人的人身和財產(chǎn)外，最重要的，就是削弱了自周以來不斷發(fā)展成熟的文化?？婆e制被取消，直到很晚才恢復;雖保留了御史臺制度，諫議制度卻不復存在;元帝雖表面尊孔，卻只是為維護統(tǒng)治而用;唐宋時期的匡君以行道的制度毀于一旦。

以后的明、清，僅從臺諫制度角度看，中國再也沒有恢復到唐宋的水平。明清雖都有臺諫制度，但在初年都有嚴酷的文字獄，不少士人因文獲罪，甚至喪命。“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日子再也沒有了。明世宗嘉靖皇帝因拒諫而仗殺十余名臺諫官員。“風聞言事”也被禁止。清代雍正皇帝將臺諫合一，“使得言官事實上喪失了'匡君過’的功能”(林乾，句華，《言官與康乾政治》，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第119頁);他又創(chuàng)立軍機處，架空了士大夫組成的內(nèi)閣和議政大臣會議，也宣告了“中國古老的臺諫制度的完結”;原來的中書省“封還詞頭”和門下省的“封駁”制度完全被繞開，對皇帝的制衡被打破，他的旨意直接下達，再也“不受監(jiān)督，不受約束，不受朝臣的掣肘了”(林乾，句華，第128頁)。

直到近代中國與西方相遇，中國人開始反思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但他們非常粗略地把唐宋放在“兩千年封建制度”的大概念下一并拋棄，全然沒有意識到，他們所直接理解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實際上是對清代殘存的中華文化的理解，已經(jīng)失去唐宋時期所包含的士人的真精神，

那種以天下為己任，匡君以行道的氣概，以及相對成熟的臺諫制衡制度。錢穆說，中國歷代都鼓勵公開發(fā)言，“只有清代不許人講話?！?2012，第157頁)在欽慕西方憲政制度之時，只是忘了，與清代缺少諫議制衡制度相比，確有很大不同;但與唐宋成熟的臺諫制度對比，或可更易理解其中相近之處，即制衡的規(guī)則。

奇怪的是，近代以來中國不少知識分子常有“后說優(yōu)勢”，以與現(xiàn)代西方憲政相比的不足之處，完全否定唐宋為代表的制衡制度;也以“歷史局限性”為由，否定唐宋士人的超越情懷。實際上，任何一個在現(xiàn)代發(fā)展成熟的制度，都是以本社會的歷史資源為基礎發(fā)展起來的?，F(xiàn)代西方憲政民主制度的形成，與復興希臘羅馬文化不無關系;沒有對十三世紀尚有缺陷且未實施的“大憲章”的肯定，就不會有后來英國君主立憲。當代知識分子也從來沒想過，他們的“當代局限性”要遠大過唐宋時期的“歷史局限性”;當他們嘲笑唐宋士人未能完全約束皇權的時候，他們在制衡權力方面的表現(xiàn)卻遠不能望其項背，更遑論憲政。

再經(jīng)文革，花果凋零的中華文化，又被橫掃落葉。只是有一點兒東西漏網(wǎng)。這就是唐詩宋詞。無論怎樣說，家長總覺得應該讓孩子背誦唐詩宋詞。因為它們很美。只是不知道為什么這么美。在中學里，士人們必讀的經(jīng)史子集已被縮略為“語文”。顧名思義，這是一門有關文字技巧的學問;因而詩人就是“語文”很好的那些人。老師在分析詞意和句子結構時，一般不會告訴學生在其背后那宏大深遠的歷史與制度環(huán)境。其實，詞藻排列，終要有精神點睛。那就是士人們心懷天下，傲視君王，替天行道，關愛蒼生的精神。思緒不會被禁忌打斷，才情則裝上自由的翅膀。

除了唐詩宋詞，他們還給我們留下了物質(zhì)的遺跡。當初白居易和蘇東坡都曾被“外放”杭州。如今我們知道杭州為什么那么美了。有白堤，有蘇堤。春天來時，湖風拂面，柳岸聞鶯，姹紫嫣紅。西子湖畔，唐宋遺留的文化密碼在等人讀。當女兒剛讀小學時，我們帶她第一次出遠門就來到杭州。當時的美景我們難以用語言描繪，還好她剛背會了幾首描繪江南景色的唐詩宋詞，其中有一首白居易的《憶江南》：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

……